言论摘编|古典传统的延续:二十世纪诗词与新诗


古典传统的延续:二十世纪诗词与新诗

——诗词院第四届“雅韵山河”学术研讨会发言选要


将中华诗词发展好,传承好

杨志新

(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

   【致辞】尊敬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毅中先生、杨天石先生、白少帆先生,尊敬的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研究院新聘顾问罗辉主任,尊敬的陆建德先生、表演艺术家李元华女士,各位专家学者、新老朋友,我代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兼中华诗词研究院的院长袁行霈袁先生,代表中华诗词研究院,向大家热情与会表示感谢和敬意!“雅韵山河”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是中华诗词研究院固定设立的一个理论研究平台,今年是第四届了。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和院里几个同志商议,把今年的议题定为“新诗与传统诗词的比较研究”。我们学术部同志做了很多精细的准备工作,不少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写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

今年是新诗百年,也是诗词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可以说,百年来,新诗全程参与了中国大历史,中华民族贡献出许多优秀的作者和广泛影响的作品,不少作品已经成为经典。中华诗词研究院虽然以传统诗词为重点研究对象,但新诗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参与中国大历史,不仅是文学上文艺上,也不只是在文化上政治上,特别是新诗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形式,它流进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河流,百年来,在奔涌澎湃中展现了自己独特的美。在我们越来越近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新诗伴随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接续传承,发展弘扬,还会有新的作为、新的成就。大概一个月以前,和真宝我们一起参加了上海诗歌节,组委会搞了一个新诗百年学术研讨会。在发言中我也提了一建议。新诗百年许多工作需要总结,特别是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中华新诗美学体系,诗词界、学术界在这方面应该多下功夫。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战略推进,传统诗词在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更是出现了复兴的态势。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这样一个专项文化机构,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传统诗词文化的重视。中华诗词研究院工作人员少,但我们从来不把它作为小机构看待,而是放在国家的大局里,作为综合性开放性的平台做事情。这些年诗词研究院无论是开研讨会、编纂《中华诗词发展报告》、开展综合性课题研究,还是办刊物、办网站、办微信平台,我们都把它作为开放性平台来建设。这个机构是国家层面成立的一个机构,国家层面这个点就是它的高点。无论是国家确定的文化方略,还是我们传统诗词文化本身传承发展现在这样一个形势和局面,都要求中华诗词研究院要利用这个高点和势能重点推进需要在国家层面研究关注、推动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个点,就是要把研究院作为国家层面综合性、系统性、开放性工作平台来办,研究院要同时做+平台”和“平台+”的工作,要推动研究院自己建立起诗学研究中心、文化传播中心,还有信息中心、文献史料研究中心等。我们要创造条件,争取在几年内能够把这些中心建起来。我们还要和更多的大学、研究机构、社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合作机制,给各界开展诗词创作、研究、文化传播等工作提供平台上的支持和服务。

关于旧体诗的现代化问题

程毅中

(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

刚才杨先生也提到了,诗歌本来是统一的,本来是诗言志,歌咏言,但乐府诗之后,诗歌分化了,成为徒歌。这以后,六朝人发现了,提出了四声八病的格律,用声调,中国特色的汉语特有的四声来做音乐性的补偿,它不是用音阶,不是用五音,而是用四声,但是四声八病是行不通的。所以最后简化为两声,平仄两声,平仄两声比较简单,平和仄的交替和对仗形成一种音乐性的美。我认为这是汉语诗歌的特征之一。这个和吟诵是相联系的,不歌而诵谓之赋,诗和赋都是脱离了音乐之后产生的,而赋本身就有散文化的倾向。

因此,我说新诗是作为我给它起的名词来说,是新赋,不是新诗,不歌而诵的才是赋,诗是不是可以歌呢?刚才杨先生也提到了,跟音乐性有密切关系,但是不是用五音,也不是用七音,而是音阶的区别来唱的。这个问题在中华诗词吟诵学会里我们也一起研究讨论,徐健顺先生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些意见,有一定的学理性。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还存在,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普通话吟诵是一种,但是怎么样用普通话来体现传统诗词这个特征,似乎还有待研究,要依靠创作来实践。因为吟诵按我们传统来说,它是和声律密切结合的,叶嘉莹先生是北京人,但是她不是用普通话吟诵的,她自己说的,是按传统读法来吟诵。启功先生是北京人,但是他写诗讲押韵可放宽,平仄须严守。启功先生强调平仄的严守是对他的格律诗来说的,但启先生的研究扩大到古体诗,词曲,扩展到了散文,他说都有用平仄声来调节的格律。因此,我个人也是存在困惑,用现代话来吟诵的时候,要丢失一部分音乐之美,我是苏州人,所以如果我吟诵的话,我还保留着入声仄,因为入声仄是短音的特征,如果要夸张一下就显得长短反差了。特别是像《满江红》这样一种表述,要表现激烈亢奋的感情的时候它的读法就应该读出入声仄来。前两天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有三篇文章谈到了古典诗词,这三篇文章都研究古典诗歌,但是他们都延伸到了对当代诗词创作的问题。第一篇是讲对古典诗歌创作提出批评,认为缺乏诗性,缺乏诗性就是缺乏诗意。也就是说,他认为主要的诗是缘情,这是我们历来的传统,到现在也还是这个。所以首先是感情的创新。第二篇文章是旧体诗现代性的问题,这篇文章适合我的主题,怎么样把它现代化。这位先生的文章着重讲,他说整体上现代性还不够充分,这是事实,现在写古体诗词的、旧体诗的很多,但多数人还是模仿古人,刚才曾少立先生讲了,不能用古代人的语言写出来拟古的作品,他的批评是对的。我自己就有这样一种体会,看到青山绿水、清风明月的时候觉得很有诗意,和古人诗里的意境相应,但是看到铁路、机场、高楼大厦的时候,觉得缺乏诗意。本来有一种想写诗的兴趣就没有了,如果再用琼楼玉宇这样的词藻去写大楼,我也感觉不贴切,不是现实。那位先生讲现代性问题主要是讲语言的问题,事实上不仅是语言的问题,因为语言的问题黄遵宪就用了新名词,写的最好的是启功先生,但仅仅是当代诗中的一派。刚才杨先生提到口语化问题,口语化问题要具体分析。我觉得唐诗、宋词里都是口语化比较多的诗词。王力先生讲汉语史的时候,有些词汇,特别是对语词词义的解释,都是用的诗词里的口语,不仅仅是语言,而是一种思想感情、生活情趣,还有审美价值观的问题。所以这个需要有意识的去观察现代的生活和提炼诗的语言诗的形象。还有一篇文章,未来格律诗什么样,具体提出来应该是自度腔词曲,这个意见王力先生也谈过,他说有些人写的长短句押韵,但不是按词牌,可以称为一种自度词,而且当代也有人实验写作发表,我好像看到莫真宝先生就介绍过一位王国钦先生,很抱歉,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些作品。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体裁都要经过创作实践的检验,内容的现代化要由内容来选择形式,来推动诗的创造。要注意自觉创新,现在我们写旧体诗词的人中间,有一些人是自发的拟古,还没有到自觉创新的阶段,要自觉创新需要有一些主观人为的意识。我觉得要注意体验生活,提炼生活,和当代新诗创作一样,新诗创作也有是不是都能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但是不能写成搞标语口号。我觉得吟诵与声调的配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研究的。我曾经提过,中小学语文教师要懂得旧体诗的诗词格律,要懂得古四声和今四声的区别,小学生都会辨认现代的四声,但古代汉语的四声就是多一个入声字,这个要他们死记。叶嘉莹先生提倡小孩吟诵诗,因为小孩的记忆好,现在很多家长因为自己也是喜欢旧体诗词,从小就让小孩背诗词。我觉得这个无可非议,他可以得到很多教育,从唐诗、宋词里可以得到音韵学的启蒙知识,可以得到音乐性的享受,也可以得到一些德育教育,这些诗背熟了就有了。小孩特别是在启蒙时期记忆力好的时候背一些诗,是很好的。我在前几年的一次会上提出过,要做有意识的工作,提出了编辑当代诗集的设想,我建议力求能体现时代精神、生活气息和个人特色,为了突出现代当代作品的特色,不妨硬性规定一般的自然景物的选题不要超过四分之一。现在我还再次建议,今后要编选二十一世纪诗词,要增加对时代特征和生活气息的比重,有意识把个人特色和新时代特色融合起来。我们的刊物和网络是不是也应该专辟一个栏目,像曾先生说的,我们把有所创新的作品专门列一个栏推荐,今后我们是不是按地区,按年代,分别请他们推荐,因为选家是起很大作用的,唐诗、宋词的选家都是很重要的,像《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起了很重大的作用。我们现在要选一个选本,不要太大,或者像《唐诗别裁》这么大的选本,靠任何一个选家来选不太可能,我们要有意识的请各个学刊各个单位来推荐,然后逐步的筛选出一个好的选本来。

诗词解放和诗词复归

杨天石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

各位学者,前天刚刚从广州和苏州回来,满脑子还是孙中山、蒋介石这么一些近代人物,还没有回到诗坛来。我原来喜欢诗,也写过一点新诗和旧诗但是四五十年来一直研究近代史,参加这会议,多少还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讲的话有多大的价值,有多大的意义而且也还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准备。

我想围绕“诗词解放和诗词复归”这一问题谈点看法。

古有白话小说,没有白话诗。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就是白话诗。对于中国传统诗词来说,它是一次大解放。

应该说,从五四以来,我们的白话诗的创作取得了很巨大的成绩,产生了像郭沫若、艾青、田间、臧克家、贺敬之、公刘、闻捷等等一批白话诗人。但是和中国传统诗词的巨大成就、特殊的魅力,以及在人民群众里的广泛、深刻影响来说,我觉得应该承认,五四以来我们的白话诗的创作有很多问题。不客气的来说,五四新诗并不成功。最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曾经用开玩笑的口吻讲过这么一段话。“我是不看新诗的,除非给我100块大洋”。毛泽东当然是一有巨大成就的诗人,有很高明的艺术和审美眼光,他用开玩笑的口吻所讲的话,我觉得对人们了解、总结白话诗的成绩、地位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成就很高,魅力很大,在人民群众里边影响深远。五四以来的新诗,我想它的成就、它的魅力、它的影响,都远远赶不上中国古典诗歌。我这样讲有人可能会说我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我想我们对新诗的成绩不能够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要肯定五四白话诗在解放诗词,发展诗歌方面的巨大成绩。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五四新诗白话诗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五四白话诗的第一个毛病首先是口语化、散文化。本来诗歌语言作为文学语言和口语、散文语言应该是有区别的。没有区别,它也就失去了诗歌语言的特点,失去了它的语言魅力。五四白话诗的第二个毛病,我觉得就是欧化倾向。五四以后,西方文学传入,西方的诗歌翻译作品得到传播,因此,我们的新诗创作出现了一种欧化、类似翻译情况。第三个毛病,我觉得五四以后的白话诗出现了一种不是很健康的倾向,就是晦涩、怪诞。前些年曾经讨论过“朦胧诗”的问题,有些诗朦朦胧胧,不大能看明白,令人似懂非懂,于是,这类詩,就被称为“朦胧詩”。有不少詩评家为之喊好。我个人觉得,,“朦胧”是诗的一个艺术表达特点,是可以允许、可以接受的一个特点,“朦胧诗”中也好诗,但朦胧”绝对不是诗的唯一的特点,更不是最重要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虽然讲求要含蓄,要凝练,但是,更讲究明朗。把含蓄、凝练变成了“朦胧”,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最不能赞同的属于“现代派”的所谓怪诞诗,它的特点就是怪诞、晦涩,你看不懂,不知道它讲什么。有一次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后来成为著名的诗歌美学家一起讨论。他认为“朦胧诗”体现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我则跟他说,现在有些白话诗太晦涩,看不懂它讲什么。不料我的这位同学马上我说“诗为什么要让大家看懂?”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不过,我至今不同意他的观点。如果一首诗写得让人看不懂,那么写这首诗干什么?我的这位同学给我讲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有一名南方的诗人,要出一本诗集,把诗集给我的这位同学看,请他写一篇序言。我的这位同学看不懂,就请这位作者给他讲,一首一首讲。经过这个作者的讲解,他明白了,但是过了几天,再看又不明白了。我想,这种让你看不懂,一时虽然看懂了,但过了两天又看不懂的诗,写它干什么。这种诗,恐怕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好诗。然而,奇怪的是,我们有些新诗刊物,很喜欢发表此类谁也看不懂的诗。

好多年以来,诗坛逐渐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诗词的复归。首先,这种复归表现在一批老革命家的行列里边,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写的旧体诗词数量虽然不多,但是篇篇都是精品。另外,还有一些老革命家,比如说叶剑英、陈毅。还有,像赵朴初、聂绀弩等人,旧体诗词都写得不错。有些当年写白话诗的主将,本是靠写白话诗起家的,可是晚年逐渐不写了,或者写得少了,回过头来写传统诗词。最有名像郭沫若。郭沫若可以说是五四白话诗的巨星,也是五四以来白话诗成就最高的一位代表性诗人。可是晚年,他却乐于写传统诗词。例如当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写的恰恰是《水调歌头》。又例如臧克家,也是五四以后重要的有成就的代表性诗人,可是他晚年写的诗也有很多是传统诗词。这些年来,我觉得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场合、重大的政治运动里边,人民群众最喜欢的、最经常应用的武器,还是按传统格式写的新诗词。例如1976年的四五事件,如果你到广场上去走一走的话,你就发现,挂在树枝上,贴在墙上、纪念碑上的,大部分是新写传统诗词。近年来,各地的发表传统新诗词的刊物,传统新诗词的作者,数量空前的扩大。传统新诗词的写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所以我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五四以来旧体诗词的一种复归。

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既要解放,也要保持,既要革新,也要继承。我记得当年毛泽东发表他的第一批诗词的时候,曾经给《诗刊》写过一封短信,意思是旧体诗词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他用了一个很尖锐的词语批评旧体诗词,称之为“谬种”。他说,他从来不愿意发表自己的旧体诗词,为什么?因为“担心谬种流传”。确实,旧体诗词的毛病、缺点,就在于束缚太多。今后怎么办?我想,由于旧体诗词不利于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思想,因此,还是要解放,但是仅仅解放不行,解放过多,解放过火,就会产生我刚才讲的口语化、散文化的倾向,让诗和散文、和口语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既要解放,也要保持,要保持旧体诗的优良传统。我读程毅中先生的书,程毅中先生引用了鲁迅关于旧体诗的看法,鲁迅讲,旧体诗应该怎么写呢?第一个,要好记,要记得住。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有体会,一首旧诗常常不需要去有意背诵,自然而然就记住了。有些诗我毫不夸张,看一遍就记住了。第二个,好唱,便于吟诵。旧体诗、古典诗词大都是能唱的,即使不能唱,也是可以吟诵的。白话诗就没有这个特点。我想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大概每个人都能够记得住、唱得出几十甚至上百首的古典诗词。我想问一问,五四新诗能记几首?能够唱几首?我自己当年在北大念中文系,应该说念过不少新诗,你现在让我在大家面前背一首白话诗,我很坦率告诉大家,我一首也背不出来。但是古典诗词、传统诗词,你现在让我背几十首,我想毫无困难。

除了鲁迅提出的好记、好唱这两个特点外,我还想补充传统诗词的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诗中有画,有境界。写诗当然用文字,但是要能够诗中有画,通过文字唤起你的形象感。另一个特点是意味深长,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一首五绝不过四句,20个字,一首七绝不过四句,28个字,但是在短小的篇幅里边,却包含着让你体会不尽,含义无穷的思想和韵味。这样,好记、好唱,形象鲜明、意味深长,这四个特点加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也是它能够在上千年里边传诵不衰、脍炙人口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要发展新时代的诗歌,要发展旧体诗词,我想,我们一定要保持中国古典诗歌的这些特点,这些魅力之所在。这就是说,既要保持它的韵脚,它的格律,它的节奏,同时,又要适当解放,要有适当的自由度。如果格律、节奏严厉到让你不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让你难以表现新生活、新时代的话,那么这样的写作也不能认为是成功的。多年前,我在受命参加编选中央文史馆馆员诗选《缀英集》时,就曾特别提出:“一般要求符合格律,但不以精严为准”。至今,这还是我写作旧体诗词的要求。

最后,我想讲的是:诗和音乐的再结合将为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提供广阔的空间。程毅中先生在他的大著《中国诗体流变》一书里,特别强调诗和音乐的结合,强调诗和歌之间的关系,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诗本来是和音乐、和歌唱密切结合的,中国古典诗歌在它的大部分时段也都是和音乐同时发展的。文人诗和音乐的脱离只是一段时候的现象。所以说,诗和音乐的再结合,我觉得可以为我们诗歌的创作提供一个广阔的天地和空间,提供一个广泛传播的绝佳机会。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有时候在电视里边看流行音乐的演出,给我的感觉是,我们现在有一大批流行音乐的爱好者,主要是年轻人,也包括少数中老年人。台上在演出,台下的观众在听,我想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台下受感染的听众,大概不过分,这四个字就是“如醉如痴”,可见,流行歌曲的感人之深。很遗憾,好像我们的诗人,我们的文学界,还没有进入流行歌曲这个领域。流行歌曲歌手唱的词,粗糙的多,精致的少,可以称为好诗的歌词更少。这是什么原因?我想,大概是我们的诗人忽视了流行音乐、流行歌曲这块土地吧。

诗是歌曲的灵魂,音乐是诗的翅膀。继承中国古代诗乐结合的优良传统,使两者相辅相成,既产生好诗,又产生好歌。关键是,诗人们要重视流行音乐,为流行音乐写词,而流行音乐的词作者们也要认真学习优秀的传统诗词,写作既有传统风味,又有新时代色彩的高雅歌词。这样,诗歌的大发展,诗歌的新发展,诗歌的广泛流传、脍炙人口,流传不衰的盛况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现当代各体诗作中汉语新境的期待

白少帆

(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

首先感谢中华诗词研究院搭建的平台,虽然“雅韵山河”这个词不一定贴切,但已经进行了第四届。这次的主题非常好,杨院长的意图,又经过莫真宝博士、张芬博士、王贺博士他们三个人的充足准备,所以我很愿意参加。这里要说的是:现当代各体诗作中汉语新境的期待。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汉字的形、音、义三维结构和多元载体,是我们民族卓绝的成就。在语言上,我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在台湾自小受民国式的教育,我们习惯于文白夹掺的写作。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出了一部《中国文学通史》,里面有南明台湾篇章由我来写,后来全被改成语体,他们的不习惯可以理解。就像我刚进大陆的时候有人问我有几个小鬼?后来知道他说你有几个孩子。虽然一时不快,过后也可以理解,在典雅和放旷之间都有情趣。三十年间,我们的社会性语言已经发展得不错,特别在电视里有一些像《西湖》系列片,里面用的语言非常美。所以这些民族的审美在回归,我说的语言新境是包括激活原来优美的汉语,这些我寄希望于在各体诗作中,特别是新诗方面。

我四岁在家塾启蒙,格律诗从上平声东韵的唐代作品开始,但那只是为了背诵。其后四十年的时间不写格律了,我写白话诗,觉得还是摆脱不了这些格律古典诗歌的影响。究其原因,还在根植于汉字特定的思维模式上。旅居巴黎期间,也曾试着用法语写诗,结果还是放弃了,非因文字能力多少而在于情感深浅程度。即如,我们翻译法文的“浪漫”一词,跟它的本义是有差别的,我们理解的“存在主义”,也跟他们法国人有所出入。

当年,台北有一位女学生到美国去读博士的时候,为了李白《子夜吴歌》里的第一句“长安一片月”,她与教授发生了争执,最终她为捍卫真知放弃了学位。这个美国教授说“一片月”是很薄的月,因为“片”说明是“薄”或“淡”。这位女生说不是,我们中国人想的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又是一年秋凉,这些妇女在子夜水岸捣衣,为要做征衣给西边打仗的男人。这月投在水,水又映见思妇深盼的眸子,是三层的结构。长安的这片秋月啊,只有中国人懂得,洋人哪懂?然而我们也必须说,西方的论文写作比较严谨,近年,我在北京开会时候接触到的比我年轻的岛内学者,他们做的基本上是国际汉学,因为我们把汉学这个词看成是外部的,以之有别于境内泛称的国学。我在巴黎的时候,也做国际汉学,这个时候我不是中国人,我就是一个学者,我来做这个题目,我里面没有加有任何我的感情色彩,不像我写格律诗,里面都是我的民族审美,都是我的情感。

台湾光复后的四个年代中,新文学作家多半是外文系毕业的,而中文系的人爱惜笔墨。这些外文系出身的,像写“一张邮票”的余光中,他的诗里用了很多西方意象。我当时也感受到六十年代左翼的浪潮,也参照了聂鲁达的诗,充满着文字激情。同样的汉语,不同的生活经验写不同的文章,这是必然的。刚才程先生说到平仄的事,我自己的本行是训诂学里面语言的部分。我进大陆,半为索寻保留唐宋中古音的是吴语区的苏南和浙东,华南的闽南和潮汕,以及广州为中心的广府白话。我愧对师门,没有能够更好的在这方面开拓,倒是我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这二十年里,有机会以所学专业,用到格律诗词这个文体当下振兴途上。顺便提到,我新近要推出的书里用自己的诗,加上平仄、音韵、注释、附语,让读者每看其中的一首诗,就能对上它的平仄规律和格式,是带有窗课工具书性质的。我在题记里注明,此书兼致鲲洋两岸少年同学。

去年我在厦大开一个会,遇到了台湾的一位老诗人郑愁予,他诗不多,但他“我哒哒的马蹄声,是个美丽错误,我不是归人,我是过客”,这够教人伤心的句子吧。又过了五十年,在大陆看到他了,他带着他的夫人,那么低沉的一个老人,我本想问你的马蹄声到底怎么样了,又不忍。为什么呢?他年轻时候出国了,看到大陆正在闹腾,台湾也还延续着旧民国社会。所以他说他不是归人,是过客。这句话被凝固在时空里。其实他写这样的诗,感情上绝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之爱中国。这是一种酷相思。有句话我觉得比较重要:现在诗界,多半是又写诗又填词,而诗作普遍是七律,七律对我来说,在三四句、五六句的对仗,都有雕琢的痕迹,不无炫才的成分,不是我写诗的旨意。我想毛润之先生如果也写些五言绝句作为垂范的话,当代的格律诗创作信必更加完备多姿。且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把二十个汉字的声韵与意蕴,构筑成极其精妙的韵语新境,端的是无限风流,不尽销魂的事。       

新旧体诗意境的审美取向之异同

罗辉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我体会,研究院举办这个活动不只是在“新诗百年”这个节点上,更重要的是在“十九大”后这个节点上,特别是促进中华诗词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发展的问题,这体现出一种既是中华诗词的国家责任,也是诗词研究院的使命担当。我的题目是“新旧体诗意境的审美取向之异同”。众所周知,传统旧体诗讲意境,但新诗要在打倒旧体诗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开始是以“背叛者”的角度走向发展之路,所以它崇尚意象,而要抛弃意境。外国人写自由诗我不敢说,但中国人写了以后,特别是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下,一定会自觉不自觉的回归到诗的传统意境这个体系来。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新儒家美学的书,更加增强这种意识,因为尽管自由诗是“破烂体”,但是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抚育的新一代中国诗歌传人们,他所写的新诗同样是崇尚意境的,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新诗意境和旧体诗意境有什么相同和不相同呢?相同之处,诗贵含蓄,新体诗和旧体诗都会含蓄,但是两者含蓄由于诗体不同所以是有不同的,新诗的含蓄意境我用了一个词,叫直而不白。每句话一听就明白,但是它的意境就相当于有一根根很明确的彩色的丝线,把它织成一幅图画以后,创作的意境你会觉得可回味,并不空泛。旧体诗的意境有很多,我体会叫曲而不隔,“不隔”是体现在语言上,“曲”是体现在意境上,甚至在王国维先生的笔下,对于曲与不隔,最相近的是不一样的。他说某一首诗意境很好,同样也说某些话有隔,但整个起来,旧体诗意境取向是曲而不隔,这种方式不简单是“织锦”的方式,而是更崇尚锦上添花的意境营造方式。我特意看了王贺博士有篇文章叫“雷锋塔倒掉”事件新旧体诗的比较,我正好把文章拜读以后,是否从她的文章得到印证,同样是写“雷锋塔倒掉”的事件,新诗的意境要直而不白,旧体诗的意境曲而不隔。新世界,西洋诗学和中华诗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洋诗学,把真善和美要分开,不能用科学和道德来束缚诗。传统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所以曾经有一阵,诗歌论坛上,一位新诗界的泰斗级教授讲话的时候说,如果用两个字来说新诗的本质是“自由”,权威专家在这里,我想旧诗有两个字叫“无邪”。其中有三个命题:一个是诗言志,一个是诗言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往往被大家遗忘或忽视,叫“诗言政”,诗中有大我和小我,大我之志,小我之志。在诗学命题的当下,我们中华诗学和西方诗学区别是什么,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得到在座各位老师的指教,谢谢。

遵循中国文化基因,创新推广诗词歌曲

李元华

(中国民族声乐学会副会长)

各位学者专家,非常高兴来参加“雅韵山河”的诗词研讨,我是在座的另类,大家都是写诗、讲诗、评诗的,我是唱诗的,当然也要学诗诗。我20多岁演完样板戏京剧《龙江颂》调到北京给晚年毛泽东主席录音演唱了两年的诗词歌赋,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机遇,我和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中华诗词学会的成立我就参与了,经常给诗家们演唱诗歌,所以我和很多老前辈有近距离接触受益匪浅。这么多年谁都在说诗歌不能分割,可是我们的文人、诗、学者们对演唱实在太冷漠了,我非常的遗憾可能和很长一个时期的教育缺失有关自从“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明确的提出中华优秀传统诗词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提到是我们民族的命脉的高度。我是搞歌剧的,我是第二代白毛女”扮演者,歌剧也同样存在着断层,很长一段时没有培养歌剧的歌剧的作曲、歌剧演员,大量用西洋音乐培养的人才洋腔洋调,失去了我们很多观众,作为歌剧演员我很心痛。最近北大研讨会上我专门提了遵循中国文化基因中华诗词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基因,科学讲规律,艺术讲个性,科学解密宇宙,艺术解密心灵。我们祖先古圣先贤从创造文字起,中华诗词歌赋已经奠定了中国文化艺术的特性和思维科学,这种思维方式。随着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散曲传承创新发展,给今人的文化创作和精神世界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中华诗词以独特的文字魅力穿越时空、世代相传。它不仅有着文学价值,它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传承着中华文人的优雅神韵,传承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人文品格。我们在祖先的文字符号中体味着平凡而深邃的哲学思想,言简意赅的每一首短小精干的诗篇,抒写着历史长河中轰轰烈烈的伟大壮举,传承着历代叱诧风云的人物。中华诗词以它的神韵美、节奏美、音律美、朗朗上口、能吟能唱,为中国的戏曲和中国歌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昆曲有600多年了,从北宋年代开始就有家乡土歌剧的小戏,南宋永嘉杂剧逐渐形成南戏,宋代的魏良辅、姜夔等这些文化精英引领有了中国最古老的剧种叫昆曲。从明朝隆庆万历年开始到清代嘉庆年间,昆曲兴盛了几百年,非常普及家喻户晓实际上诗歌就像现在流行歌一模一样从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以后,京剧就开始兴盛了。我们的诗词给我们戏曲,及各种艺术都奠定了创作思维方式。前面讲诗词的言简意赅,我认为中华诗词是一种科学思维方式,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产生不同认知的哲学思维方式,中国大写意的美学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特性。齐白石画虾无需要画水,中国的京剧舞台上没有道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随着剧情的转化,这张桌子可以变山变床,变公堂的案桌,也可以变书桌,中国的戏曲是以虚拟的表演特性,以人物为主体,演员念什么就可以指什么空间,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舞台上呈现的象征性道具来代表戏曲发展的环境,四个龙套可以代表千军万马,八个龙套可以代表两军对垒,一根马鞭就是一匹马上下。所以中国的舞台艺术都是虚拟的,中国的戏曲表演真的是非常高明,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的歌剧、绘画总是把生活繁重的东西搬到艺术作品上,实而实,舞台上堆满了布景,中国的诗词这种科学思维,培育我们的各种艺术形式,所以中华传统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基因。

在孔孟时期,礼乐是不可分的。诗歌诗歌从上古时代,诗即是歌,歌即是诗,两者浑然融合的统一体,无论是宗庙祭祀、朝庭典礼及外交场合、民间百姓都是让诗和音乐紧密结合可咏可歌。汉语本身具有很强的音乐性,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音韵美。当诗和歌两种不同艺术属性有机结合交融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提升、相得益彰,让诗词插上音乐翅膀,使文字意象飞舞起来,使平面的文字从视觉转入听觉,诗的魅力、诗的渲染能更广泛地弘扬传播,加深记忆,增强美感,感人的力度无疑大大增强。《尚书·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和谐,无相论,神人以和。”说明诗入歌更能生撼人心弦,沁入心肺的神力。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插清乐歌,有此效耳”可见诗唱起来后更能感化人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诗界的同志们不太重视诗的歌唱性,好象也不怎么在乎音乐,没有欣赏音乐诗歌兴趣?这几十年我们一直在进行词歌舞晚会的实践和推广现在基层所有的学校孩子们都已把诗词唱起来,舞起来,演起来了,而我们的诗友们滞后。我对吟诗有一些看法,吟诵吟诵,是古代的读书方式,不属于表演范畴,吟诵非常难的,要极高的音乐素养和极高的文学内涵,你没有音乐素养你吟出来难听,五音不全的吟诵污染耳朵当代有些诗词权威在提倡吟诵并示范吟诵,但缺乏音乐的美。古代诗人很多都是诗歌的行家,李白、白居易、王唯、宋代的苏轼均有很高的音乐素养,诗人李白深通琴艺,熟谙笛乐,也能高歌起舞;白居易更是一位洞晓音律的诗人,他的音乐才能是广泛的,尤善旧曲翻新,更精通古琴;诗人王唯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当时梨园歌坛的李龟年也时常要请教王唯,王唯的作曲才能在当时深得梨园乐工的钦佩,宋代词人中不乏精通音乐的词家如柳永、苏轼、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词家辈出,词作如林。宋词歌唱盛行于民间,成为宋代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达官贵族、文人雅士、庶民百姓、乃至佛门僧人、山林隐者都喜爱唱诗词,不少人还能即兴吟唱,但宋词主要唱者是歌妓是当时的专业演唱者,她们的演唱对宋词歌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时代发展了现在的音乐素材这么丰富,你要让人喜爱让孩子喜欢一定是好听好看,一个历史长河被淘汰的艺术形式一定是有它的原因,一定有新的艺术形式替代。现在谷建芬老师给孩子写了26首诗词歌曲,非常广泛的在推广,而且孩子们都会唱。我演唱了大量的诗词歌曲有唐代敦煌译谱的歌曲、有宋代姜夔的琴歌、有根据清代碎金词谱、九宫大成编配的歌曲、也有现代作曲家的作品。85年的中央电视台春晚现场有大型交响乐团伴奏我演唱了由王酩作曲的宋代辛弃疾的《南乡子》,之后在重大晚会上难以见到诗词演唱。近期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欢迎,我们期待更多诗词艺术形式出现。让诗词插上音乐翅膀,诗词都带有戏剧元素,它可以唱,而且可以演,它可以歌,可以舞,我

做了很多台诗词歌舞晚会,深感势孤力单,我很希望诗友诗家们我们一起携手,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让诗词插上音乐翅膀,飞到千家万户

古典诗词与新诗的互相促进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

其实我是没有资格到这里来的,在座诸位关于旧体诗和旧体诗的现代化有更深刻的见解。我只是在此开一个头吧。刚恢复高考时我因身份不对未能报名,第二次招考我参加了,当时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入学复旦。回想起来,志愿颠倒一下我会去北大。不过我丝毫不后悔。民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和外文的关系是特别紧密的,很多作家都是外文系出身的,比如像钱钟书、曹禺等。但我一直对中文有着特别的爱好,我是五十年代生人,六十年代时,自己经常翻翻一些线装书。即使66年文革开始以后,写旧诗词的人特别多,很多“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是用旧体诗来表现的,我那个时候也在学,写过类似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胡适先生又进入到我们视野,大量的历史研究、文学研究,比如杨天石先生写的很多著作都对我启发很大。胡适当然是会写旧诗的,但是他更愿意写白话诗,他的朋友中有人喜欢写旧体诗词,而且写得不好,受到他的批评。我觉得他批评有一定的道理,有时候用一套与现实已完全脱节的语言写诗填词,容易给人虚假的感觉。尽管如此,古典诗词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毛泽东是只写旧体诗词的,他的作品在五六十年代影响大极,读书人都会背,他在写给陈毅的信里讲新诗并不成功。我自己觉得新诗成就挺高的,不知道毛主席读新诗多不多。

我留学归来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冯至先生是外文所首任所长,鲁迅说他是中国优秀抒情诗人。外文所其他好几位研究员都是对现代文学做出杰出贡献的,如诗人卞之琳先生是英国文学研究者。冯至先生在抗战期间写了《十四行集》,一共才27首诗,写得非常好。比如最后一首这样开始:“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 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 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 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这些诗中有大量可以研究的内容。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学德国文学的同学,他的硕士论文以《十四行集》作为研究对象。我觉得新诗给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一种新气象,贡献特别巨大。看不到或者否定新诗的价值是非常可悲的。在白话运动刚兴起的时候,有一些说法是偏激的,鲁迅也有一些过头的说法,我们现在不应该随便应和。我最近有一本关于林纾和严复的书,很快要在上海东方中心出版,书名《海潮大声起木铎》,对清末民初的文化激进主义有所批判。但另外一点也极其重要: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表述思想感情的工具也需要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是杭州人,我看到张芬在这次会议论文集里讲郁达夫的文章,写得很好。我认识郁达夫的后人,喜欢郁达夫的旧体诗,但他有些诗句现在读起来觉得特别脸熟,没有特点,比如“五更衾薄寒难耐”,到了五更天,衣服太少了,挡不住寒意。我觉得这种词汇和内容太熟悉了。诗人写出新东西、新感觉才是让人敬佩的,而旧体诗往往有一些套路,即便像郁达夫那样很有造诣的旧体诗作者也会有他的局限。这不是郁达夫之过。照搬古人的词汇和所谓“意境”并不难,胡适当年的批评至今读来仍未过时。写传统诗词,最怕简单的模仿。最近媒体报道,有些小学生也会写像模像样的旧体诗词,读来感觉极差,他们无非是从古代诗词的文字库里找出一些材料来进行排列组合,仿佛那是一门形式至上的技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毫无关联。俞平伯是写新诗的,旧诗也写得很好。他说有时候写诗是端着架子写的,要表达真实感情特别难。明明是一个小人,他会通过诗词把自己表现为君子。修辞立其诚,谈何容易。俞平伯对诗词写作中一些现象的揭示和批评,一直到今天还值得重温。我们怎么继承传统?如何开新?单纯地重复传统是没有出路的。不要一股风来了,大家都无条件地追风。刚才杨院长也说到国家发展大局,发展大局很重要,但要防止一窝蜂。这是我所担心的。现在很少有人批评传统文化,凡是传统文化就都是优秀的吗?我自己在做清末民初的历史研究,我知道当时有些公共人物精于旧学,写诗填词对他们而言不是问题,但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尽心尽力为百姓服务?有的人手脚不干净,公共财物到了他们手里,他们就管不好,二三十年代的故宫博物馆就管不好。严复曾经说中国人缺少管理财政的道德能力。这话非常严厉,管理财政确实要有道德能力,他这句话不是轻易说出来的。政治学学者张东荪也有这种看法。

现在讲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是包含古典诗词的。对古典诗词保持一种新鲜活泼的兴趣是继承传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要看到,诗的形式发展变化自然而然,我们不必为之伤感。新诗丰富了我们的文学。新诗的代表作者都是很好的古典诗词的功夫,他们也讲新诗的形式,如闻一多。那一代诗人开拓创新,写出一条新路,我们千万不要看低他们创作新诗的成就。我记得到了七八十年代,包括卞之琳在内的诗人还在讨论中国新诗的格律问题,古典诗词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延续下来了。社会的演变如同时代的潮流不可抗拒,新诗诞生以后旧体诗词里有些内容可能有点边缘化了,这是合理的。例如古代诗人一般都用非常肯定的眼光来看自己,杨绛曾经批评过杜甫和陆游,说他们有时候会自我欣赏。自我欣赏的态度常见于古代文学。诗人先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特别好的人,“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实际上骆宾王是怎样一个人?孩子熟读这样的诗,有利于成长吗?唐代有干谒之风,诗人要升迁,就用文字去巴结大官。怀才不遇的作品当然是最多的,各种各样的花色。“古来才大难为用”,这是杜甫的诗。表达怀才不遇的情感是值得敬重的吗?难道这些自夸的诗人做到宰相了就天下太平了?把两个发牢骚的诗人置于一室,他们会打起来!所以对传统诗词要有一个距离感,亲近它的同时也要有一种警觉的眼光,也要敢于批评。假如诗人沉溺于自恋,我们会劝他从“自我”这个蚕茧里面成长出来,多多关注他人。新诗百年见证了中国诗词传统成长的过程,也是破茧的过程。很多新诗表达出来的境界、气度可能是不见于旧体诗词的,毕竟时代不同了。要光大中华传统文化,需要有所甄别,有所扬弃。今天写旧体诗词要写出今天的味道来,不要拾人牙慧。这是一个挑战,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向新诗致敬,希望新旧两方最终能够互相促进。

营造诗词创作与研究双向互动的学术环境

莫真宝

(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负责人)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下午的讨论继续开始。首先,非常感谢始终陪伴在场的几位前辈先生,程先生、杨先生都八十多岁了,不仅学问做出表率,而且表现出良好的会风,令人感佩。下午发言的主要是我们的年轻学者,时间上的规矩要更严格一些,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虽然已经有不少先行者在当代诗词研究方面做了一些比较出色的工作,像在座的陈友康先生,他在2001年以《20世纪旧体词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撰写写了大量论文,从宏观上和微观上,研究了现当代诗词的诸多现象。当然,目前诗词界和学术界主要还是研究1949年以前的诗词,1949年以后的诗词研究成果数量看起来也很多,但可以说十有八九都还没有进入到学术研究的层面。进入到学术研究层面的诗词作者,只有那么为数不多的几人,研究他们的相关成果可能比1949年以后其他诗人的被研究成果的总和还要多,那就是毛泽东和聂绀弩。因此,1949年以来诗词研究的现实是非常不乐观的。这里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研究者并不了解我们当代诗词创作现状,对当代诗词往往一知半解,指一叶以为森林。却把批评火力集中在“老干体”,或者“古墓派”,而对他们不屑一顾。一般的新文学研究者,他们研究的主要是现代以来新文学作家的诗词,这些作家可能大多数在1949年以后生活过,创作过,而且在他们看来,以为现当代诗词全部在是。其实,这要么是偏见,要么是盲目。研究者不了解创作现状,这是一个制约着当代诗词研究深入进行的最大瓶颈。第二个,我们的研究者和评论者其实与眼下活跃的比较年轻一点的优秀创作者之间,他们的知识领域、知识系统不在一个频道。所以所言往往非是,这样就使得创作者非常看不起我们的研究者和评论者。所以,学术界往往也不评论当下的诗词,顶多研究民国的诗词,或已经去世的前辈诗家的诗词。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搭建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中华诗词研究院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级平台。上午,杨志新副院长反复讲到诗词院的平台作用,平台功能。中央编办给了我们一个抽象的定位,诗词院负责“组织当代诗词的创作、研究、评鉴和对外交流”,是一个全额拨款的司局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我们本来是以研究立院的,从事的主要工作也集中在这方面,不过,与自身研究相比,更多的是组织开展当代诗词研究活动和诗词文化活动。

我们建院六年多以来,邀请了有外来学者、院外诗人参与的学术研讨活动和配合具体项目工作的会议不下100次。到今天为止,在研讨会方面,我想我们至少形成了这样三个方面的品牌,从不同侧面在推动现当代诗词研究。

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第四届“雅韵山河”这样一个研讨会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是站在国家文化发展层面,站在诗词发展的综合层面,结合文学发展、文化政策当中或者诗词发展当中一些重大命题,确定会议主题,每年都不一样。第一届主题是“当代诗词的价值和命运”,其实涉及到了七八个不同的分论题,每个论题都比较宏大。比如诗词的功能、价值、命运、教育、传播等。邀请了大约50多位学者,参会的一共70多人。第二届“雅韵山河”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华诗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文化部门、宣传部门非常关注从不同的文化层面和文化类型,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教育。比如今年中宣部责成中国文联组织了有100位书法家书写书法作品,主题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诗词和格言,出了厚厚的一本书。第三届“雅韵山河”研讨会主题是“中华诗词的当代形态和价值”,在广州召开,名义是和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文史馆、《诗刊》社一起联合主办的。同时还加了一个青年诗人论坛进去,邀请了一批年轻作者参与研讨。今天是第四届了,主题是“古典传统的延续:二十世纪诗词与新诗”,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二十世纪诗词与新诗都是古典传统的延续,把二者放在古典传统的延续这一学术视野下进行观察;第二个意思是讨论二十世纪诗词和新诗的相互关系,把并时产生的旧体诗与新诗放在横断面上进行观察。

第二个研讨会系列是我们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叫“中华诗词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已经成功召开两届,出版了《中华诗词研究》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今年也可能会公开出版。这个系列的研讨会,主要关注诗词的传承和发展,也就是过去人们讨论的继承和创新,或者叫做和“复”与“变”,这是关乎当代诗词发展的重要命题,值得反复讨论。探讨怎样从历史、文学史、诗歌史的长河中来看待我们当代诗词,我们的古人怎么向更古的古人学习,我们怎么向古人和更古的古人学习,从而提高诗歌作品的文学品质和诗学研究的学术品质。

第三个系列是目前诗词院和中南大学共同主办的“当代诗词创作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下个月就已经开到第三届了,会后准备出版《当代诗词创作与研究》这样的集刊。这个系列研讨会主要关注的是当代诗词的文学问题。这里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当代”,最晚指1949年以来的诗词;一个是诗词的文学问题。因为百年来的诗词被“逐”出了主流文坛,也被“逐”出了文学史描述的视野,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体裁,当代诗词的文学问题,是关乎诗词发展的内在问题,其他的,都是诗词发展的外部环境:政治环境、商业环境或文化环境。

“雅韵山河”系列研讨会,注重参会代表的广泛性和会议主题的开放性,跟往届相比,今天的研讨会主要是年轻学者,但我们也邀请了程毅中先生、杨天石先生、罗辉先生、陆建德先生、孙霄兵先生、李元华女士等来自不同领域的前辈诗家学者。这个系列研讨会一般是中华诗词研究院独立主办的。中华诗词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邀请的主要是资深教授、长江学者,充分发挥前辈学者古典诗歌研究的长处,引导他们向后延伸学术领域,一直延伸到民国诗歌和当下诗歌。第一届会议基本上没有邀请博士生导师之外的学者参加,但今年邀请了一些在读的研究生和少量年轻的教授和副教授,研究生作为列席代表,发言时间是正式代表的三分之一强。这样考虑的是在诗词学术研究方面加强学术队伍梯队建设。这是和复旦大学合作主办的。此外,我们以前和几个同道做了一个“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这个论坛之所以能够破冰,还要感谢在座的陆建德先生和陈友康先生、王巨川先生的支持,常丽洁女士、曾少立也参加了。第一届是陆先生当时担任主编的《文学评论》杂志社和一县级地方政府两个机构担纲主办。我们有感于当代的诗词研究,没有真正地贴近当代创作现场,当代诗词评论与研究缺乏有效的学科依托,因此鲜明地提出“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这样一个命题,主要是想团结一些青年学者和诗人,给他们提供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与交流平台,重点关注当代诗词的文学艺术性方面的内容。第二届青年论坛得到了在座的罗辉先生的全力支持,放在他操办的“海峡两岸诗词论坛”这个大型研讨会中,作为青年专场,论坛才得以延续。今年即将召开的第三届青年论坛,终于“扶正”了,是由中华诗词研究院和中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中南大学出版社承办,今年的主题是:当代诗词文学属性和文学身份问题研究。

这三个不同系列的会议其实是联系了不同的学者和作者群体,关注到当代诗词不同层面的一些学术问题。只有将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进行细化来讨论,才有可能讨论深入进行下去。每一个方面的研讨,每一次具体的研讨,如果能够在当代诗词批评与研究方面前进一点点,一小步,那么,把它加起来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里来看,就可能使当代诗词的创作和研究前进一大步。我们期待能够跟在座的各位学者所在的机构,进行这方面的合作;也期待在座的各位学者,能积极参与到以上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中来,并积极推介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一起共同努力,营造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的良好学术环境,实现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担负起我们这代诗词工作者和诗词研究者应当担负的历史使命。

当代诗词写作的弊端及其语言开拓

曾少立

(诗人、《诗词家》编委)

我是一个诗词的写作者,从1999年开始写诗词,也快二十年了。写出来的诗词作品争议很大,一直在学界和诗词界,包括媒体上,都有很大的讨论和争议。当然,我自己也有些看法。我认为现在的诗词写作有三个弊端,“老干体”我就不说了,大家说了很多。除了“老干体”之外,相对年轻一代诗词写作者当中我认为还是有很大弊端,这里面有三:第一是“飞天写作”,我自己取的,不一定对。我看现在我们的写作总的来说趋向于古典化,拟古色彩比较重。这是大概这几年出现的年轻写作者的趋势,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不及物”,在天上飞着,没有落地,很少写到现实中的具体事物,多数是用一些概念、典故来写作。我认为这种趋势逐渐会脱离现实,成为一种空中楼阁,这种情况我认为现在比较严重。第二是“趴地写作”。另外一种趋势是,大家认为写作要立足于现实,罗列了很多现代的名目,因为我们现实中很多和古代是不一样的,现代出了很多东西,比如手机、电视这些东西,本身在诗歌里面怎么处理它,怎么把它审美化,这是一个难点。很多人写了很多名目在里面,但不够审美化,或者成了一种像旅游景点介绍似的,情感没有灌注进去,趴地上没有立起来。第三是关于题材的问题,我称为“畸场写作”,畸形的畸。前段时间给诗词研究院做《发展报告》创作部分,看了很多诗词刊物,我觉得始终在几个题材里打转。一个是时事、还有咏怀、吊古揽胜、酬唱赠答、咏物、惆怅、新田园、新农村,类似这样的题材,还是一些传统题材,古代也写这些,我们一些新的场域基本上没有进去。比如说我们现代城市是我们诗人生活的主场,大多数人生活在里面,但是对现代城市的书写非常不足。还有校园,按理说我们年轻诗人很多,大学生很多,但我特别注意到,写校园诗的,很少有明确的场域特点,一看是写校园,这点非常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大学生里的旧体诗数量还是不少的,因为大学生的基数很大。但为什么这么多大学生里面真正明确写出校园生活的很少呢?一大批现代的场域旧诗基本上没有进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也有思考,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名目壁垒。诗词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一个产物,到了现代,它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产生了大量新的器物,新的名词,这些名词和诗词传统审美产生非常强大的冲突,这些词写到旧体诗里就不协调了。说白了,就是不协调,不伦不类。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旧体诗写作很多人采取回避态度,不写这个东西,题材就受限制了,你回避它,就只能退出这个场域,这使得我们旧体诗在生活现场里面产生缺席的现象。有人说,有些东西不适合旧体诗写,这些东西要交给新诗和小说去写,我们旧体诗不进入这个领域。这种观点骨子里承认了旧体诗不是一个现代文学,只是一种古典艺术。作为一种文学,诗词应该在所有社会主要生活场域全覆盖,所有生活场域你都要能写。至于写的方法,可以不一样,但你说这个场域我不能进入不能写,那你还是现代文学吗?所以我觉得要树立诗词是现代文学的观念,要把所有场域都进入。所有这些现代的名词这些东西都要给它审美化,这是我们现代诗词非常艰巨的任务。

把现代名目这个壁垒破掉是非常难的,当然,也有一些诗做到了很有益的尝试,现在也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这种作品,包括把火车系统,当然,不完全是火车这个词,包括站台、火车票、火车站、火车过道、火车厕所、所有这些名目,火车系统很多人写,基本上审美化了,虽然有难度,说明这个是可行的。火车只是现代生活一个小的场域,城市生活很多东西都需要我们书写,它是一个广阔的机会。

关于中华诗词发展的几点呼吁

杨志新

(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

【总结】今天的理论研讨,我们既关注了学术上的诗词,关注了文学上的诗词,关注了表演艺术上的诗词,还关注了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诗词、当代意识形态下的诗词。把诗词放在不同语境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诗词本身不同的身份。对诗词的这些身份,不同机构有不同的关注点,中华诗词研究院要在总体上予以关注,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多做引领性、服务性的工作。

我来到研究院也有三年了,对机构越来越熟悉。对如何充分发挥这个机构的作用,可以说是我这三年来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关心、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兼中华诗词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先生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从定性、定位、宗旨、任务、指导思想、工作机制、格局架构等方面,都做了一些梳理,可以说诗词研究院有了一个基本明确的定性定位、功能规划。对如何做好研究院的工作,推动诗词文化的传承发展,我还有一些想法和建议,也求教于大家。

第一,我呼吁大家一起多做一些选优的工作。这个意见,其实是杨天石先生提出来的,也是我认为诗词研究院应该多做和倡议大家一起来做的工作。我们现在做的二十一世纪诗词收集整理这个大课题,干的就是一个选优的活。申请这个课题,财政部一年给我们30万块钱,30万块钱能做什么?我们决定做一些选优的工作。现在,第一阶段六本书马上就要出来了。选优工作里边,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指向是助益于传统诗词入史的。上次在上海我和吴思敬老师交谈,吴老师也提出来旧体诗词入史本身不是问题,自然会入史的,因为原来的那种文化背景大家都知道。关键是旧体诗词入史要有一些能在史上能站住的人、作品。这些人和作品对社会,对他那个时代确确实实产生了影响。他说的这一点我是很认同的,选优确实是基础性的工作。

第二点是呼吁大家多做一些对接、追溯文化源头的工作。把诗词放在当前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里面,放在党中央、国务院布局的文化方略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点就是我们古老文明体的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我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五年的文化方略撬动了整个中华文明体,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他提出著名的文化轴心论。他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推动重新复兴的时候,一定要对接追溯它自己文明的源头,从源头获得更新的动力和持续发展的力量。这也是一个世界经验。对我们这样的民族来说,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关头。中华诗词研究院虽然以现当代诗词为研究对象,但诗词研究院也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要支持大家,希望大家一起多做对接接续传承我们民族源头的工作。

第三,还是一个呼吁,呼吁大家一起多做一些“互联网+”的工作。我说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最大的特点是三化,一是网络化,二是数字化,三是智能化。我们要善于利用三化的特点,把工作的效率提高、效应放大。诗词院搞了一些文化活动,我特别有体会。一个文化活动本来就只有几百人看,当我们通过微信平台直播的时候,会有几十万人,甚至有一百多万人观看。我们搞得清明诗词文化活动,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有100多万人在现场看直播,还有几十万人点赞。包括这次重阳诗词文化活动,法制日报的一个客户端在微信直播,大概也有20多万人在看。我们诗词研究院联系了一些专家学者、诗人,像搜韵网的陈逸云我就很支持他。他搞了一个搜韵网,把大量的资料数字化了,大家查找资料、收集一些数据,很好用。也要把社会智能化的特点和我们的工作多联系,让我们干的事情和先进生产力对接起来。

第四,还是建议,就是多做“诗词+”的工作。诗词本身是一个符号,和音乐,和美术,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和文化产业,都是一体的。有很多事情纯粹以行政的方法,以学术研究的方法去做,用文化传播的方法去做,往往不一定能做好,用了加法,比如市场机制进来以后它就活了。诗词院愿意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也支持大家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五,就是希望大家多关注青年诗词人才的培养。传统诗词门类更需要优秀诗人和优秀学者来关注、来参与。诗词研究院今年年初还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鼓励青年诗人青年学者从事诗词创作,学术研究。我们最近也在落实这个方案,会推出优秀的青年诗人文丛。现在和荆州市地方政府也基本谈妥了,要设立屈原诗学奖,一起举办屈原诗学论坛。这是我们的一个合作机制,更多的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机制,支持青年学者和青年诗人从事诗词创作和诗词研究等传承接续传统诗词文化的工作。

 

(原刊《心潮诗词评论》201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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