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诗词》


——《中华诗词》创办点滴

梁  东
 
     今年,是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杂志社的朋友一再说:“你是《中华诗词》创刊社长,希望写点回忆文章,否则,有些尘封的往事就湮没了……”郑欣淼会长也交给了这个任务。 
     由于同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的相识,孙轶青把我作为花甲之年的“壮丁”拉到了中华诗词学会。学会是靠一大批有影响的老学者、老干部的鼎力推动、奔走呼号得以被批准成立的。他们大多年事已高,难以在第一线冲锋陷阵了。此时学会的第一要务,是争取批准一个能面向海内外的刊物——《中华诗词》。在孙轶青、高勇、吴报鸿等的辛勤工作之下,终于批准了。1994年6月宣布我为学会副秘书长兼杂志社社长。孙轶青作为学会前线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推动者,他
只能把重点和抓手放在杂志社。刘征同志在教育岗位学术任务还很多,著作也不少,没想到《中华诗词》主编的任务落到自己身上。经过孙老“三顾”,终于被请出了山。四位副主编是周笃文、林从龙、王澍、洪锡祺。他们承担了最繁重的组稿编辑实际工作。副社长王吉友负责行政和发行工作。孙老运筹帷幄,靠前指挥。实际上他手里并没有多少可用之兵,更没有多少可用之钱。力不从心,可想而知。我们这些人一旦被“扎上靠”(进入角色),瞬间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刘征原来只答应审定每期最后编成的稿件,不久也就跟我们一起趟进了深水。这一阵子,大家其情也切切,其乐也融融。仅据我简要日记,这一段与我有关的要务大略是:
        1994年4月5日,讨论并修改当时被称为“宣言”的《中华诗词》创刊发刊词。
     5月6日,在煤炭部多功能厅召开《中华诗词》创刊座谈会并会后午餐。这是我的“老家”对诗词事业所表达的一点心意。出席的有张报、张璋、汪普庆、陈贻焮、李锐、乐时鸣、毛大风、姚普、张常海、张结、吴学林、马力、刘文卉。孙轶青主持。大家都热情地提出很多意见、建议,更多的是表达了由衷的支持和期望。
         5月16日,孙轶青组织杂志社各位再次讨论“发刊词”的修改和刊物编务、发行等工作。
         5月17日,我去看望启功先生。当他知道我参与《中华诗词》工作,备极关注,谈了很多关于诗学理论问题,使我受益良多。
         6月17日,确定尽快召开第一次编委会。起草给老会长们的信,汇报工作并希望发挥余热,为学会和杂志社找点资金来源。起草给会员的信,扩大杂志征订工作。   
         6月23日,研究刊物宣传和扩大发行工作。
         6月30日《中华诗词》封面设计出炉。刊名为赵朴初老所书,四个充满书卷气的行书字。下面是若隐若现的一个诗人形象,把酒凌虚,举杯邀月,寓义深深。
      7月14日,《中华诗词》在煤炭部所属煤田地质印刷厂印刷,创刊号拿到500本,其余的数日内送到。由于财力原因,我们只能暂时自办发行。无非是“老婆孩子齐上阵”。看着这本装满了广大诗人的诗心和承载着传承民族文化希望的杂志,大家都有说不出的滋味。她像是一个小天使,呱呱坠地了!
       7月15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了《中华诗词》首次编委会。创刊号人手一册。编委丁芒、王澍、刘征、田俊江、张结、李汝论、林岫、林从龙、苏元章、杨金亭、周笃文、姚普、洪锡祺、梁东,除了李汝论、林岫因事缺席,其余都到了。
      至此,好像一场大戏,锣鼓敲响了,大幕拉开了。孙轶青是扑下身子抓工作的,他家里常常是议事厅、会谈室,甚至是餐厅。白天黑夜,电话铃声不断。刘征身体力行,从学术上、艺术上掌握着航向。周笃文既擅呼风唤雨、联络八方,又承担着主体的编辑业务,是最忙碌的一个。我和笃文之间即使在各自家里也是联络不断,一天要通上六、七次电话,有时一说就是二三十分钟。王澍和洪锡祺是两头“老黄牛”,既有深厚的学养,又古道热肠,工作辛苦得很。王吉友以很强的责任心,对行政事务和发行工作抓很紧(他由于工作变动,不久就离开杂志社了)。林从龙是个特例,他生活在郑州,可心却完全搁在杂志社了。早先学会的发起、成立,他到处奔走呼号。为出刊他依旧夜以继日。创刊号诗稿,他抱起稿子是在北京大山子女儿家里彻夜编成的。毕竟两地工作不方便,杂志社又穷,他搞了一段不得不忍痛回郑州了。但他对学会和杂志社的工作事事关心。
     这一段日子是“穷,并快乐着”!穷得我这个社长几年来连一个固定的办公桌都没有。穷得无力支付出差费用,不得不出点子放下身段,同地方合作开展诗词活动,由对方开支。穷得编辑人员向我投诉办公室发稿纸是半本一发。显然,杂志社的正常运转需要有必要的经济支撑,这是当前第一要务。
     1994年8月17日,我和刘征去文采阁向张锲同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基金会负责人)求援。张锲表示理解,帮助设想一些模式,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后来确定为“中华诗词学会主办、中华文学基金会协办”,1995年起在《中华诗词》封面上署明。然而经济的拮据难有缓解。此时,我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我的本家——煤炭企业。1994年9月4日,我专程来到山东的兖矿集团。董事长赵经彻、党委书记萧立方看我来得急切,连夜接谈。他们只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是“中国煤矿文化基金会会长”,不知道我现在还有“这么大一摊子事”。我从事情原委一直说到中华诗词现状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运。希望我的好友、有见识的企业家伸出援手。经过商讨,他们当场表示原则上决定支持,先立即支付一个小额,今后逐步安排一定资金。我喜出望外,回到招待所连夜打电话向孙老汇报,我想孙老那天夜里一定跟我一样睡了一个好觉。这像是一泓清流,汩汩流向干涸的田野。它不仅解决了眼前的急需,而且为《中华诗词》从季刊到双月刊、到
      月刊,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华诗词》从1996年第三期起,加署“兖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1995年元旦一过,了解到赵经彻出差北京,考虑到他是大忙人,我们抢先在飞机刚到的傍晚请他吃饭。一位炙手可热的著名企业家,只能屈尊在和平里宿舍区一个小饭馆接受“宴请”,而且最后还是他让秘书抢先付了账。孙老说,请大家见见面,真要好好感谢兖矿集团的支持。那天孙老微醺,讲了不少大家都动感情的话。赵总说:“诗词我也喜欢,但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事。反正根据多年工作交往,我毫不怀疑梁东同志那么上心的事,肯定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此言一出,我差点落泪。二十多年过去,至今难忘。
      创业艰难。杂志社的伙计们也都想方设法为刊物找点经济收入。洪锡祺是个大好人,也只习惯用最大的善意去揣度别人。他联络到一个“会议专业户”,声称“愿为诗词事业作贡献”,合作搞一个诗词改稿会。杂志社办公室主任蒋永年也冒着书生傻气,把印模交给对方任由他们发通知。于是承诺的事难以做到,责任自然就落在“改稿”方面。而应交付我们的收益却大打折扣。我们要动员一大批诗人还面临“赔本赚吆喝”。再三交涉未果,不得不决定退出此次活动。
           各地诗人正是冲着学会来的,一下到了三四百人。看不见学会的人就闹开了。大家聚集在会场,慷慨激昂地说要告状,要找“焦点访谈”,要游行。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的“合作伙伴”十万火急地找到我家里。我们决定避免事态扩大,前去救场,恢复合作,但前提是按原协议执行。经请示孙老后,第二天,也就是1995年10月23日上午,我和王吉友、周笃文赶到位于门头沟的现场。会场人声鼎沸,不少人正在抢话筒。诗友王成纲,费劲拦住众人,高喊:“中华诗词学会领导来了,请大家安静……”记得我讲话的着眼点和内容是:首先,站在广大诗友的角度说话,出现目前状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主办双方的缺点给大家造成如此精神负担,作为学会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学会一方退出,是因为对方不执行原有的协议。造成这种现状,我方工作人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他们工作十分辛苦、努力,包括我在内都应受到批评。我是一老一实,和盘托出。看来什么事越从实际出发,越有力量。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甚至有鼓掌的。我接着说,怎么办?我们马上回来,已与对方达成一致。我们一定把诗人老师们请回来,组织好,同大家一起完成“改稿”任务。事情终于缓和了,解决了。诗友们评价这次的处理是:诚恳,坦荡,自我批评,大局出发。这件事有的老诗友记忆犹新,多年后还一起笑谈这次“门头沟事件”。
      从我当年的记录本上找出参与“改稿”的诗家名单:李汝伦、缪海棱、林锴、苏仲湘、叶晓山、吴柏森、陈莱芝、林岫、张结、蔡厚示、周笃文、杨金亭、钱世明、王成纲、石理俊、刘胜旗……到现在我还要感谢他们热情支持了杂志社成立后首次并不怎么成功的活动。
      别看学会(杂志社)人不多,心气还挺高。送走1995年的时候,我们在孙老的率领下,早就开始酝酿下一个目标——“回归颂”诗词大赛。1997年,香港将回归祖国。赶上这个日子是华夏儿女的福分,正是诗人们一舒胸臆、高吟家国情怀的时候。分析当前形势,海内外炎黄子孙会群起响应,这是我们最大的智力资源和基础。这场活动必将大大高扬广大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进一步组织诗人队伍,政治上、诗词艺术上的收获都不可限量。
      历史的机遇不能坐失,决心必须下定: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搞!但是,活动面临两个重要难题:首先,是报批。一个没有编制,没有资金来源的群团组织“空手套白狼”,还“涉外”(港澳均属境外事务)。果然,举步维艰。香港回归的文化活动由文化部港澳司归口,报送文化部又退回来要主管部门(中国作协)先批准。作协外联部有理由十分谨慎。于是乎这个圈子就够转的了。有一个环节值得一提。我们报送给中国作协的材料,外联部提出的意见实际上不利于批准。
      在报党组书记翟泰丰之前被张锲压下了。他利用两天后与翟泰丰同去上海的火车上详细汇报说明,终获首肯。这一关才终于过去了。前后一年多,为了“回归颂”诗词大赛的举办,报告文件写了一大摞,找过多少次领导,就说不清了。
     张锲这次的转圜,不无回天之功。这里,我又联想到一个人—王莲芬。改革开放以后,政界、军界、学界大老们奔走呼吁,联络各地,“中华诗词学会”已呼之欲出。成立吉日订在1987年端午节。万事俱备,只待审批。大老们把希望寄托在文化部诗书双擅的王莲芬身上。申报社团,本来就难,要命的是国家体改委刚发来关于社团审批一律停办的通知,文化部收到后即将向部领导送阅。
         从办公厅获悉,此前有20个待批文件,排队也排不上。王莲芬硬是多方斡旋,使诗词学会报批件提前列入当天部党组会上获得通过。这真是千钧一发!过了这个村到哪里找那个店呢?

         学会和杂志社的诞生,我们在感谢一大批老人们鼎力推动的同时,绝不能忘记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发力玉成的人们。那是要有超常付出的。张锲已经驾鹤西去,王莲芬也已缠绵病榻,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吧!十多年前我和莲芬大姐常通电话,我曾赠她一首和诗,也包含这个心意: 


忧患元元国步艰,淋漓瘦皱总相关。
心依天籁裁云出,腕挟烟萝揽月还。
万顷莲花波涌翠,半窗星斗夜吟寒。
韩潮苏海手中桨,便有东风百尺澜。

 
         其次,是找钱。真是“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迎来一线生机。外交部一位资深法学家,香港基本法起草团队的重要成员邵天任先生,是位老诗家。他来到北兵马司十七号,或为买书、订刊之事,被周笃文敏锐地获得信息。于是,亲自接谈,还叫上我一起参加。这一谈终致打开了一扇通往香港之门。由邵老斡旋、发动,香港著名企业家查济民、李福善解囊相助,成为这次活动的主要经济支撑。 
        “回归颂”诗词大赛大获成功。征稿百日,收到诗稿五万余,地域远及海外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 
         到“回归颂”大赛的举行,中华诗词学会迎来十周年的生日。《中华诗词》也是垂髫之龄了。不管怎么样,“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这支航船一直破浪前行。
         起步三年,我的回顾可能不准,甚至有错误,那就请健在的老友指正吧。
                                                                (原文刊载于2017年《中华诗词》第六期)

版权所有© 中华诗词研究院

京ICP证16006682号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北辰东路八号汇欣大厦B座十层 邮编: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