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饶宗颐《瑶山集》的艺术成就

《瑶山集》是抗日战争的产物。饶宗颐于1943年秋天至桂林,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19 44年,桂林告急,无锡国专迁至蒙山。冬,蒙山沦陷,饶宗颐曾二度进入大瑶山,窜迹荒村,历经艰辛。194 5年9月,抗战胜利,回到桂林。战火纷飞、满目疮疾的现实,国家民族的灾难,奔逃避难、窜迹荒村的经历,使饶宗颐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涌动的诗情犹如地底的岩浆打开了一个缺口,突然喷涌而出,在很短的时间里,创作了感序抚时、充满生命热力的数十首诗。19 45年10月间,诗人整理瑶山诗作,编成《瑶山集浓共得64首。这是饶宗颐第一部正式刊行的诗集,在其一生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新开境界:奇险山川和瑶家风情的艺术描绘
大瑶山地处岭西,山川奇险,自古以来人迹罕至,故亦少有诗章为其传神写照。所谓“诗得江山助”在战乱年月中,青年饶宗颐成为一个“东西南北人”,饱经流离之苦。这对于生活而言,是苦难穷困,而对于创作而言,则可谓之天助。故诗人在作于1945年重阳的《瑶山集自序》中感慨万千地说道:“干戈未息,忧患方滋。其殆天意,遣我奔逃。”这一番奔逃,使作为诗人的饶宗颐身历以前从未见过的奇险山川,体验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瑶山风土人情。新奇的刺激,极大地焕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于是,山川有幸,得遇知己;诗人有幸,得拓新境。

诗人对瑶山山川自然的艺术描写,基本上是以纪游诗的形式进行的。他一方面纪行踪,一方面绘山水,大凡所历之山川形胜以及风土人情皆被摄入笔端,而在对祖国山水自然之美的欣赏和对瑶山风土人情的描写中又始终贯穿着诗人抚时感事的情思。从“悴兀无与侍”的天堂山,到“骄阳憔崇冈,旱意逼汗注”的旱峡,至“鸟道乱崩云,去天未咫尺”的金鸡隘,然后宿岭祖村,行清湘,过平乐荔浦、文塘,避兵龙头村,陆永安州黄牛山,下文墟,履大藤峡,抵金秀村、居北流,观勾漏洞、桃源洞、鬼门关,于北流访东坡系舟处,最后止于盘石山。诗人一路行来一路诗,把大瑶山奇险荒僻的山川景物生动地描绘出来。令人应接不暇,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之描写,不仅在纪行写景而已。他是从独特的山水审美态度和山水审美取向去观照山水的。这在《天堂山》诗的价趣记》中有清楚的表达:

甲申(1944年)七七后一日,天气睛朗,与诸生步入大瑶山。历棒黔,穷岩险,崖断如臼,树密成帷。游衍二十里,遂造天堂之颠。爱其翘然特秀,峥嵘云表,而霆藏深蔷茹洞中,诗以彰之。泉石有灵,其许我知己乎。

这里,“爱其翘然特秀,峥嵘云表”即表明了诗人对山水自然的审美取向;以泉石知己相许,则流露出诗人亲近自然的审美态度。20多年后,在60年代中后期,选堂于价趣李弥庵虞山诗卷五叠前韵》一诗中,写有“泉石惊知己,句挟风雷出”之句,表明其以泉石为知己的山水审美态度前后一致,数十年未变。在《瑶山集》中,诗人正是带着与泉石灵犀相通的知己感来发掘和描绘山川自然的雄奇高险之美的,因而能发现山水的特异处。如《天堂山)):

平生不作蚕丛游,忽凌悴兀无与侍。屏躯但恐天柱折,蔽空赖有枝撑幽。群山如马势难遏,一水泻为万丈漱。羊肠似索缚我足,十步不止九迟留。欲上间风呼造父,惜哉穷谷无弊骋... ...

诗言自己平生没有游历过崎岖险绝的山路,而登临无与伦比的悴兀之地则得到了一种空前的审美体验。尽管以屏弱之躯攀行于人迹罕至的高山危崖是何等艰辛,但诗人不以为苦,反而以苦为乐,因为他喜爱大自然那“翘然特秀,峥嵘云表”的伟大崇高,他要以与山水自然无比亲近的知己感去探险,去发现。所以他的攀行是那样充满惊奇、带着兴奋,他甚至幻想着要造父送来神奇的骤骆,把自己送上间风之颠。这一番艺术想象,不仅生动地流露出诗人挚爱山水自然的雄奇壮美,而且也使诗歌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诗人采用移步换景的艺术方式来进行描绘,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既描绘出了险峻高绝的山水画卷,又表现了自己攀援的过程和情感体验,创造出了一个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除描写大瑶山怪奇险峻的山水风景外,诗人还生动地描写了瑶山的风土人情。其《始安竹枝词》四首就是其代表性的作品。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之描写瑶山风物,常常是结合着他的战乱飘零之感或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加以表现的。唯其如此,他的描写才具有生动深刻的生命体验,才具有深沉博大的情感内蕴。如“此身忽落瘴烟里,以家为兄蚊为子”(《岭祖村夜宿》久“入山未觉仁者乐,侏离瑶语已生忧。缠头戴葬眼中见,伯益道元所未收”(《天堂山》久避乱瑶山的行旅所见,带来了多么独特而生动的人生体验与审美发现!其《罗梦村道上》云:“吾心已摇摇,忽到瑶人屋。……到此谋一憩,草树媚浓绿。孤村何所有,编户缘修竹。野猪骨如柴,云是食不足。天鸡时一喧,催归声更速。板瑶躺地卧,无被可加腹。烧薪聊取暖,奈此寒毅棘。稚子无挎著,见人尚羞缩。肮脏难入眼,哀哉此载独。……”此诗把瑶家民俗风情与瑶人穷困悲惨的生活图景结合起来,进行生动细致的描绘,流露出诗人忧念民生疾苦的仁厚之心。

刘寅庵《瑶山集题辞》自注云:“粤人入瑶地者,前有邝露,著赤雅,及君而二。”现《选堂诗词集》)邝露(字湛若,号海雪)乃明末岭海著名诗人,是在饶宗颐之前到瑶山深入生活过的粤籍著名诗人。他曾在这瑶山地区生活了数月之久,给瑶人女首领云弹娘当书记,历游岑、蓝、胡、侯、渠五姓土司之境,著有记述瑶山风土人情的《赤雅》三卷,其诗集《娇雅》中亦对瑶山风物有所描写。但他只是侧重于状写瑶山远隔人世的桃花源式的生活,缺乏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选堂之表现不可同日而语。故刘寅庵在《瑶山集题辞》中说:“不有子诗为传播,邝记几误避秦源”。这从一个特殊视角,指出了选堂《瑶山集》的思想艺术价值。后来,在1961年作的《长洲集小引》中,选堂自己亦说:“余十二始学为诗,为之册余年。旋作旋弃,仅存栖大藤峡诸作,颇谓能状邝湛若未状之境,顾亦视同敝帚也。”可见,超越前人,状前人未状之境,这既是选堂为诗的高迈追求,也是他自己特别重视《瑶山集》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爱国情怀和坚毅人格:杜甫诗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饶宗颐《瑶山集自序》云:“以东西南北之人,践块轧周沟之境。干戈未息,忧患方滋。其殆天意,遣我奔逃,像雕搜以宣其所不得已。”诗歌创作只有在情不得已、非发不可的创作状态中,才能臻自然高妙之境。身历山河破碎的时代生活,处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使饶宗颐唱出了爱国主义的强音。概而言之,《瑶山集》以忧患意识为基调,表现了饶宗颐深沉博大的爱国情怀和坚毅豪迈的人格情操。

其一,抒发民族义愤,谴责当局的腐败无能,表现悯时念乱、关怀民虞的忧思。

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了湘桂战役,而国民党当局政治黑暗,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在日寇的进攻面前毫无抵抗能力,致使湘桂战役迅速溃败,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广大区域相继沦于敌手。在广西地区,桂林、柳州这两大重镇相继沦陷。这使饶宗颐痛心疾首、悲愤填膺。在五古长篇《寄怀瑞微丈以尚有秋光照客衣为韵》中,诗人写道:“连月失名城,势如拉枯朽。反怕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六合惊涂炭,微生同敝帚。……”这几句诗可以说是当时时代的一面镜子。《哀桂林》和《哀柳州》两首古体诗,抒写了山河破碎、国土沦陷的悲愤情怀,描写了像奔狼突家一样的日本侵略军的横行无忌,表达了自己的满腔愤慨,表现了对惨死于战火的百姓亡灵的沉痛哀悼和流离失所的人民的深切悲悯。尤其可贵的是,诗人对二城失陷的政治原因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义正词严的话问:“人事有逆曳,丧元知谁子?徒言山河固,我欲问吴起!”诗人还沉痛地指出国民党政府派系林立,明争暗斗,把保境卫民的最高利益视同儿戏,从而使大好江山坐付于人,祖国的山川任侵略军蹂蹭,而人民则流离失所,“霸业雄图今奚似,滔滔桂水流民泪”!诗人在悲愤情怀中流露出来的国家民族之爱何等深厚!《瑶山集》中,像这样的感时伤乱之作在在皆是。如“破碎河山揽一围,极天零雨只霏微。坐怜壮士秋风里,九月天寒未授衣。”(《秋怀三首》其二)山河破碎,秋雨霏霏,诗人想到在秋寒中艰苦奋战的将士,不由得生发出深深的关怀;“万缕秋光付野烟,不从野望始茫然。神京梦里劳西顾,念乱心如下懒船。”(《秋怀三首》其三)篙目时艰,系念国事,念乱之心,如下獭之船。“万户多荆祀,孤村有戍楼”(《何蒙夫乱离中守其先德<不去庐集>未尝去手,投之以诗》)、“南东行处悲禾黍,触眼荒畴不复田”(《冬至》久兵荒马乱,户生荆祀,农田荒芜,诗人真实地描绘了战乱时代的农村凄凉景象,抒发了自己的黍离之悲。

其二,抒写坚毅精神,表达必胜信念。

人于困窘逼仄中往往最见性情,最显气节。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中,诗人与无锡国专的同人备尝战乱飘零之苦,但不管如何困苦,诗人都秉承中华民族刚健乐观的人文精神,始终保持健朗向上之心,坚信中兴有日,抗战必胜。《东方子》一诗即充分表现了这样一种精神意志:“已知诗外尽穷途,却笑春蚕心不死。多忧天遣摧艰屯,人间行处有朝墩。十年原野厌膏血,中兴待咏留花门。”虽然遭遇艰屯,历尽沧桑,但颇可自信而笑者,是“春蚕心不死”。这春蚕之心,就是执着的理想和希望,只要春蚕之心不死,则无论到哪里,无论处于何等困窘之中,都会看到喷薄而出的朝阳,而抗战胜利,民族中兴,亦指日可待。这样一种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极大地深化了饶宗颐诗歌的爱国主义思想。而十分可贵的是,这种精神信念,犹如一股旺盛的血气,充溢在诗人的笔端,从而使整部《瑶山集》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格调。如《黄牛山》诗,开篇写昔日读水经而神往黄牛山,接下来以奇峭之画笔,结合着自己攀岩临险筋疲力乏的切身感受,描写黄牛山的地仄径险、重岩危壁、稠林深潭,充分表现出了黄牛山的奇险雄峻。紧接着,诗人由身履险峻联想到兵事战乱与日寇的凶残,而由于躲避战乱,老百姓被迫在黄牛峡这样的险峻之地茅茨而居,来击而耕,过着艰难的生活。诗人诗史结合,表现了那种像老杜一样“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登楼》)的忧患情怀。最后,诗人写道:“吾生百炼钢,万险那能劫。政可追冥搜,山卉即象法。易堂隐翠微,守志乃鸿业。磋哉二三子,临履莫云怯。”“吾生百炼钢,万险那能劫”的奇警之句,不仅抒发了诗人刚毅坚强的人格情怀,而且表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万险不劫的民族精神。由此精神出发,诗人相信只要善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就一定能找到战胜敌寇的方法。这种守志不坠奋发向上的精神在《瑶人宅中陪瑞微丈饮酒》中亦得到了充分的写照,诗人以“平居思九子”与“亦复嗤二曲”相对,鲜明表达出据德守志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高吟出了“丈夫贵特立,坦荡养真吾”的精警之句。这与“吾生百炼钢,万险那能劫”(《黄牛山》)、“一水将愁供浩荡,群山历劫自嶙峋”(《文墟早起》)、“丈夫志万里,临此宁辟易。好去攀悬崖,待将蓝缕辟”(《金鸡隘》)等诗句一样,是抗战文学中爱国主义的强力音符!从饶宗颐的人格成长与生命完善的角度来看,这部分诗歌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关键就在于它们充分展现了饶宗颐先生青年时期的精神气象,表明饶宗颐先生后来为学界所共钦之高旷健朗、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早已在青年时代就已浩然养成了。

当代著名学者周振甫认为,“以第一等怀抱,抒爱国忧民之情,而其艺事之精能,或则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或则声情并茂,摇荡性灵,斯为最上之作。凡此最上之作,于国族危亡世运隆替之际,常能遇之,不局于汉魏六朝与三唐也。”可以说,《瑶山集》就是饶宗颐以“第一等怀抱”抒写爱国忧民之情而创作的“最上之作”。最值得注意的是《瑶山集》显示出饶宗颐的早年创作深受诗圣杜甫的影响。这一点,早就被当时的一些前辈诗家如陈顺、詹安泰、刘寅庵等人指出来了。刘寅庵在《瑶山集题辞》中说:“我乡诗家少学杜,……蕴涵演漾真杜体,已觉宋美难专前。”陈濒则在《读岭南诗人绝句题瑶山草》说:“兵火磨心说太平,晚年相值重诗声。须眉节概邝海雪,忧患诗篇杜少陵。”这些看法,都抓住了瑶山时期饶宗颐的诗学渊源和创作特色。钱仲联于此更有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选堂先生所处、所见之世也,卢沟炮火迸发,神州寓县,未沦于敌者,回、藏而外,西北娜州及西南滇、蜀残山一角耳。板荡凄凉,虫沙载路,其犬牙交错之壤,亦敌蹄蹂蹭所恒及也。此皆选堂与余身亲而目击者。当是时,海内诗人起而为定远投笔者有之矣,愤而为越石吹晋阳之茄者有之矣,遁迹香江坐穿幼安之榻者有之矣,讲道交州,为成国之著书以淑世者有之矣,拾橡空山,歌也有思,哭也有怀,藉诗骚以召国魂者有之矣。杨云史、马一浮、林庚白、杨无恙诸君之作,世之所乐颂,而选堂先生《瑶山》一集,尤其独出冠时者也。……长吟短咏,出自肺腑,入人肝脾。以视烷花一老《悲陈陶》、《悲青坂》、《彭衙行》以及《发秦州》至入蜀初程山水奇峻之作,亡胡洗甲,世异心同。余亦尝隶永嘉流人之名矣,桂娇南北,违难时哀吟之地,今诵《瑶山》一集,所以感不绝于余心也。是集也,盖继变风变雅、灵均、烷花以来迄于南明岭表义士屈翁山、陈独流、邝湛若之绪而扬之,其谁曰不然。钱仲联以同时代人的经历和诗学巨擎的眼光,对《瑶山集》艺术成就的评价堪称精当。

三、现代学人之诗的典范之作

中国诗歌史上,合学者和诗家为一体的诗人,宋以前极少,宋以后就开始出现并呈逐步增多的态势,到晚清尤其是到了20世纪,学者诗人就开始大量出现了。但现代以前的所谓学者诗人亦即封建时代的学者诗人,依然是不纯粹的学者诗人,因为他们拘囿于时代,封建的政治意识流淌于血脉之中,基本只能属于士大夫式的学者诗人,从欧阳修到顾炎武到康有为,莫不如此。从诗人品格的演变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完成时代转型的同时,开始造就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比较纯粹的学者诗人。其人格特征就是贯穿着现代意识的独立、自由的思想和精神。

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瑶山集》相当典型地表现了现代学人之诗的基本特征。首先,从精神品格来看,《瑶山集》描写了羁旅瓢泊之感,但扫除了传统士大夫诗人的怀才不遇之悲;表现了对国家民族命运以及人民大众的深切关怀,但扫除了传统士大夫诗人的仕途功名之念;描绘了山林泉石之奇之美,但扫除了士大夫诗人的隐逸出尘或身在江湖心念魏阀的传统心理。概言之,他是以一个现代学者诗人的独立自由的姿态,观察和体验着社会人生和山水自然,并将其化为诗学之表现;从而传统文化中那些陈旧的腐臭的气息被彻底清洗掉了,诗歌的精神领地显得无比纯粹无比超逸。笔者认为,这应是现代学人之诗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质。这种特质,贯穿了饶宗颐一生的诗歌创作,而且随着其独立自由人格的越来越超迈,这种特点越来越突出。

其次,诗中有史,诗中有识。作为一个学者诗人,其观照山水,体验生活,洞察社会,反映风俗,往往既凭借着诗人的诗心,又带有一种学术的眼光。如同样是纪行写景,选堂就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纪行写景上。青年时期的饶宗颐在学术研究上已初步形成了规模,由早年的乡邦文献目录之学扩大到了词学、考古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大批论文,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此一学术背景出发,选堂为诗,往往能结合着自己的感受、识见和趣味描绘山水,不仅诗中有景有情,而且诗中有史识和哲理—饶宗颐在其诗歌创作发韧时期形成的这种山水纪行诗的特点,后来一直贯穿在其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之中。如《大藤峡》一诗,开篇八句绘声绘色地描绘大藤峡之险峻怪突,然后述在此奇险山川中当年韩雍等人率军攻石门、古营,大破瑶寨,而矜功自傲的历史。诗人以议论之笔指出,自古以来发动战争,只会使百姓遭殃。而四海连枝,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同属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正是由于兵火,使瑶人大量死亡,大藤峡这壮美的山川于今一片清冷荒寂,杳无人迹。这首诗,描写与议论相结合,情感、哲思与史识并融,动人心魄而又发人深思。

第三,选堂学人之诗的特色,从创作手法来看,则表现在长于用典隶事上。饶宗颐在1953年撰写的《论顾亭林诗》一文中,曾提出“学人的诗”和“才人的诗”的问题。他认为顾亭林诗属于“学人的诗”,顾亭林之兄的诗,是“才人的诗”。他说,顾亭林诗“长于隶事,尔雅典重”“他对于典据的注意,正是他的诗所以典雅的重要因素”。由此看来,“长于隶事’,是学人之诗在创作手法上的特点,“尔雅典重”则是因此特点而形成的学人之诗的风格特质。由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选堂在诗学理论上对“学人之诗”的推重。而实际上,早在八年前的《瑶山集》中,选堂就已实践并形成了学人之诗的这一特色:举凡经史子集、佛书道藏,诗人无不顺手拈来,都可以随意驱谴,几乎每一首都有事典,无一字不无来历。如“山居等嬉姑,不复知春秋”(《寄怀俞瑞微丈以尚有秋光照客衣为韵》)、“且借扶摇九万里,集手冀把狂澜挽”(《乱定晤简又文有赠》)之用《庄子》、“哀哉新丰几折臂,宁以三军为儿戏”(《哀柳州》)之用杜诗、“已知诗外尽穷途,却笑春蚕心不死”(《东方子》)之用义山诗等等,至于《黄牛山》、《瑶人宅中陪瑞微丈饮酒》等诗,则或连用杜甫《草堂》以及《国朝先正事略。文苑。魏叔子先生》数典,或连用《易林》、撅学师承记》、《论语》、《庄子》数典,来进行抒情议论。而不论是语典还是事典,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诗人在运用时又往往结合着比喻、象征等修辞技巧,因而使诗歌的意境含蓄深厚,从而带来了典雅厚重、耐人咀嚼的审美功效。当然,其中一些典事较为生僻,也给读者带来了生新艰涩之感。

第四,选堂学人之诗的特色,从创作形式来看,又往往表现在喜为诗歌作附注这一点上。像《大藤峡》、《人日》、《始安竹枝词》、《黄牛山》、《鬼门关》等数首诗都附有自注,或附于题下,或附于篇末,或附于篇中。注中多引述历史地理人文等文献资料,如荣阳郑氏墓志、《宋史》之州郡志、《明史》之《一统志》、《舆地纪胜》、《广西土司》以及颜延年、李商隐、黄庭坚、阮元等前贤诗句等等,或用以描述瑶山之山川形胜,或用以介绍瑶山地区之风土人情,或用以考辨历史事迹。这既为诗中的描写与抒情提供了具体的历史人文背景,又带有浓郁的历史地理学者的考证意味,学理与诗情并融,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学人之诗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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