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

             

 

现当代诗词,指的是“五四”前后的民国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二十世纪末的诗词,时间跨度八十馀年,相当于近代诗词的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旗手胡适、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对传统文化发起猛烈的抨击,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诗词这种古老而高雅的艺术形式受到株连,与儒家的经书、礼教同在排斥之列。关于新文化运动以西方民主、科学观念为武器批判儒家学说的是非功过,当今学界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许多旧有的结论或被修正,或被推翻,本文不可能一一陈述。单就诗界而言,新文化派极力主张废除传统诗词旧有的格律、音韵限制和文言词藻、典故,语体新诗便应运而生,逐渐占领诗坛的半壁江山,然而却未能一统天下。1949年后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把新诗描绘成“主流”,仿佛旧体诗词全遭驱逐或只有极少数人写作,这一霸气十足、未经考察的臆断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请看以下一系列事实:

(1)成名于清末的诗人诸如樊增祥、陈宝琛、沈曾植、陈三立、林纾、严复、陈衍、易顺鼎、康有为、郑孝胥、陈诗、曾习经、曾广钧、张鸿、赵熙、何振岱、金兆蕃、梁启超、黄节、冒广生、许承尧、金天羽、杨圻、夏敬观、王国维、李宣龚、汪荣宝、陈曾寿、李叔同、马一浮、黄侃、柳亚子等,词人如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俞陛云、陈洵、张尔田、刘毓盘、王蕴章、吕碧城、吴梅、邵瑞彭、叶玉森等(以上作家群中许多人诗词兼作,惟侧重点不同),入民国以至新文化运动后仍然坚持创作,很多人到三、四十年代才去世,马一浮、柳亚子等人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在不断地作诗填词。与新文化派对垒的“学衡派”于1921年创办《学衡》杂志,至1933年停刊,共出79期,各期“文苑”栏皆刊载传统诗词。作者既有成名已久的老辈诗人词家,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既有只作诗不从事学术研究的诗界名家,也有能诗却只发表论文的学者,更有诗与文同时发表的学者兼诗人。笔者统计,共130馀人,著名诗人、词人如杨增荦、林学衡、覃寿堃、向迪琮、赵熙、姚锡钧、陈衡恪、方守彝、方守敦、林思进、叶玉森、杨铨、况周颐、夏敬观、曾广钧、朱祖谋、曾朴、姚华、程颂万、诸宗元、潘伯鹰、陈曾寿、曾习经、陈三立、叶恭绰;著名学者兼诗人词家如汪国垣、王易、王浩、胡先骕、邵祖平、王瀣、柳贻徵、吴芳吉、周岸登、吴宓、刘永济、李思纯、陶世杰、刘麟生、庞俊、姚永概、陈寂、李详、黄节、张尔田、王国维、沈曾植、梁启超、徐震堮、胡士莹、陆维钊、赵万里、林损、郭斌和、钱基博、马浮、陈寅恪、刘盼遂、缪钺、顾随、徐英、朱自清、王越、邓之诚等,几乎囊括了清末至民国间健在的一流诗词精英人物,沈曾植、梁启超、王国维、马浮、陈寅恪是公认的学术大师。1933年,龙榆生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每期均有“近人词录”和“现代女子词录”,发表大量词作。民国期间报刊创办相当自由,政府未曾禁止传统文化,诗词在不断创作并随时发表,可供登载的远远不仅是一两家杂志。现代文学史的撰写者无视这一明显的事实,只能是遮蔽历史乃至抹煞历史的文化虚无主义。上述诗人词家兼为学者大多数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其中多位成为今日学界研究的对象,然而往往论其学术却不及诗词。殊不知诗词作为抒情言志的文学,最能吐发作者真实的心声,见其审美情趣与思想倾向,密切伴随作者的生命历程,岂能置之不论?以大学者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诸先生为例,不读其诗则无从窥见其深邃丰富的心灵世界,也不能全面了解其学术品格,更不用说研究那些诗词作家,必须深悉其作品了。
     自1919年至1949年共30年间,不断涌现新一代诗人词家,作品数量极为宏富,如同清代诗词,迄今尚未有明确的统计。前文所说的“学衡派”主将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创办《学衡》杂志,向新文化派提出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并连续发表大批前辈名家和中青年诗人的作品,其中吴宓、胡先骕分别以古希腊、欧美的思想和科学事理入诗;吴芳吉诗多写时事,并在旧有的诗体上综合创新;吴宓、李思纯等还用中国诗的形式翻译了大量西方诗作。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旧体诗词将有稳健的发展。1931年日寇侵占东三省,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这十几年间激励全民抗战的爱国诗词创作持续达到高峰,杨圻、刘永济、唐玉虬、夏承焘、王蘧常、钱仲联、沈祖棻等是杰出的作手;马一浮、陈寅恪、胡先骕、方东美、吴宓、沈轶刘、詹安泰、潘伯鹰、陈小翠、潘受等许许多多诗人词家的集子中都有呼唤抗倭、纪述流亡悲苦的力作。而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诗词依然波澜壮阔,主题为指斥国民党的苛政与腐败,哀痛黎民百姓,渴望和平,反对内战。诗人满怀忧患意识,密切反映现实,正是承接了从古代到近代诗词的优良传统。
     诗词队伍中守护传统的作家和人文学者是主要成员,然而新文化运动健将和新文学作家也未能做到与旧诗决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老舍、田汉、叶圣陶、王统照、茅盾等,在“五四”之后仍然写旧体诗;以新诗《红烛》、《死水》扬名诗坛的闻一多,更曾吟出“唐贤勘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的警句,表示要回归传统;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也不时作旧体诗。书画艺术家如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溥畬、潘天寿、林散之等;自然科学家胡先骕、石声汉、苏步青等,皆工于旧体。国民党政府和军界的诗人如于右任、王陆一、程潜等,造诣甚深;蒋介石也同样作旧体诗(汪精卫虽在抗战期间沦为汉奸,但前期诗词颇有成就)。共产党领导人朱德、董必武、毛泽东、陈毅、叶剑英以及政界名流胡乔木、朱蕴山、赵朴初、胡绳、陶铸、邓拓、李锐、李慎之、周南等皆能诗或擅词。传统诗词作为高层次的文学艺术,尤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所喜爱,创作兴趣并不因新诗的风气而转移,这是不容抹煞的事实。
    (2)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学堂,学校取消了儒家的经学教育,诗词归于文学类,仍然是必修课。二、三十年代期间,南北高校如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湖北武汉大学、开封河南大学、杭州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安庆安徽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乃至抗战期间迁移重庆、成都、云南、广西、贵州的各大学中文院系,多开设诗学、词学课程,非但要求学生学习诗词史和相关的作品与理论,而且必须动笔习作,由此培养出一批批以诗词为研究专业的优秀人才,并成为知名学者。著名的诗学、词学教授如黄节、陈洵、陈匪石、刘永济、吴梅、汪辟疆、汪东、胡小石、王易、顾随、邵瑞彭、蔡桢、易孺、冯振、夏承焘、俞平伯、朱自清、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陈寂、缪钺、胡士莹、徐英、邵祖平、徐震堮、王季思、宛敏灏、施蛰存、钱仲联、沈祖棻、万云骏、程千帆等,都是成就很高的诗词作家,都有作品集传世。家父凤梧先生,二十年代末至三年代初就读于安徽大学文学院,当时学校规定:诗词写作不及格不得毕业。家父师从周岸登、李大防两教授填词,曾下数年苦功,导师评改的诗词窗课手稿至今仍然保存。除上列名家外,年辈较晚的学者兼诗人词家如霍松林、喻蘅、叶嘉莹等,都是民国高校培养的(霍松林师从陈匪石、汪辟疆先生,喻蘅师从龙榆生先生,叶嘉莹师从顾随先生)。
     (3)二三十年代南北各大都市纷纷成立诗社、词社,定期集会,分题吟咏,结集刊行,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香港各地风气尤盛。抗战期间,陪都重庆有罗湾诗社、饮河诗社;1941年林伯渠在延安发起成立怀安诗社;1942年11月陈毅在盐城新四军总部成立湖海诗社;1943年聂荣臻等在晋察冀边区成立燕赵诗社(民国期间诗社、词社极多,甚难遍举。参看毛大风编《百年诗坛纪事》,钱塘诗社版,后改名《辛亥革命以来诗词大事编年》,收入贺新辉《中华诗词鉴赏词典》,作为附录,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版)。不仅各都市报刊经常发表诗词,书局也不断出版现代人的诗词集与诗学、词学理论专著。至于手抄本、油印本、自刻本,大多在民间流传,更是不计其数。
     (4)城镇、乡村千万个有传统文化教养的家庭和私塾坚持诗教,《诗经》、《楚辞》、《昭明文选》、《十八家诗钞》乃至《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声律启蒙》等,是幼童和少年必读的课本,许多学生在进入高校深造之前,已具备相当的诗学基础。而许多诗人未必经过名师培训,只是觅书自学,照样能写出好诗。
     (5)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都未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诗词,而是予以嘉奖。突出的例子是诗人、教授邵祖平的《培风楼诗》获教育部颁一等奖(注1) ;诗人、医学家唐玉虬的《国声集》、《入蜀稿》获民国三十一年(1942)全国高等教育学术奖励文学类三等奖(当年文学类只设三等奖)。同时获奖的有冯友兰、王力、曹禺、费孝通、华罗庚、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专家学者(注2)
      据上所述,足见“五四”之后民国期间的诗词不但未曾退出文学殿堂,而且从学校到社会,诗教未曾中绝,诗词在广泛流传。新诗虽然风行,但只是一种尚未成熟定型的诗体,欧化体自由诗尤其缺乏民族诗歌的作风与气派,或能吸引一些读书不多的青年,不能取代源远流长的传统诗词,最多只能说与旧体诗同时存在而已。复观坚持传统的诗人,除“学衡派”主将吴宓、胡先骕等曾从学理上批评新诗外,诸多老辈诗人学者对新诗不论不议,听之任之。他们恪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古道,心态平和宽容,有的诗词家甚至偶作新诗,这与当今有些新文学研究者视传统诗词为“糟粕”、为“封建骸骨”相较,境界之高下可见矣。
     彻底废除诗教、学校无诗词写作课,诗词被贬抑、放逐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五十年代初起,政治运动高潮迭涌,传统文化遭到比“五四”时期更为严厉的批判,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除政界领袖及少数名流的诗词见诸报章外,一般作者的作品无从发表,也不敢发表。到十年“文革”期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更是风刀霜剑,万木凋零,一花独放,惟有毛诗。平心而论,毛泽东对诗词有特殊的兴趣,也从未明令禁止诗词写作,曾说“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并对新诗提出批评:“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但他仅仅是把诗词当作个人的一种嗜好,不向社会提倡,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注3)(按:此话不确。毛的若干诗词作于青年时代,遵守格律,体裁何尝“束缚”他的思想)毛泽东用以指导文学艺术的理论,是四十年代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宗旨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要求作家和艺术家创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作品,有利于宣传革命。在这种政治观念的支配下,建国后各种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只谈新诗,没有旧体诗词的位置(连文言文和各种不合“进步”、“革命”思想的小说、戏剧统统遭到排斥,或作为批判的对象),成为一种纯而又纯、实则是内容极端狭隘、不能反映历史真实面目和全景的文学史。至于毛泽东诗词在“文革”期间家弦户诵,影响深广,与毛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巨大无比的权力是分不开的。即使如此,“文革”间也不乏“地下诗词”,冰封雪盖下的长河之一脉潜流,未曾断绝,聂绀弩在劳改时的《散宜生诗》、李锐写于狱中的《龙胆紫集》,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牛棚诗”,都是范例。

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敲响“四人帮”覆灭前的丧钟,民众悼念周恩来、指斥王张江姚的诗歌,采用的形式大部分是旧体诗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短小精悍的五言绝句,传诵一时。拨乱反正后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导致思想解放,诗词开始复苏。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八十年代初编辑出版《当代诗词》期刊与《诗词》半月报,向海内外公开发行;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诗词组织相继成立。1987年农历端午节,北京正式成立全国性组织中华诗词学会,创办《中华诗词》杂志;此后成立的诗词社团多如雨后春笋,除西藏、内蒙古外,各省大规模、跨地区的诗词学会和小型诗社上自都市,下至县乡,几乎遍布全国。据《中华诗词年鉴》及相关资料统计,至九十年代间,全国各地诗词社团已达一千多家,公开和内部发行的诗词报刊、书籍近千种,作者人数在百万以上。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历代诗词,1992年举办首届全国诗词大赛,一次性来稿就多达10万馀首。伴随着九十年代学界民间“文化热”、“国学热”乃至“儒学热”的不断升温,中华诗词学会与各省市诗词组织协同高等学校、地方政府、文化单位、电视广播与报刊媒体等联合开展各种活动:举办多次学术研讨会(迄今已开20多届)、吟咏会与诗词大赛,向学校和社会宣传诗教,至各市、县树立“诗词之乡”的典型……其势头有增无减,诗词俨然成为群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国家前领导人朱镕基批给中华诗词学会三百万元基金,并解决办公用房;乔石、李瑞环也题辞表示支持(参见《中华诗词》报道);现任国家委员马凯多次参与诗词会议并写作诗词,发表相关文章;《中华诗词》通过邮局发行,订户超过专载新诗的《诗刊》。近二十多年的诗词发展情况大体如此,但问题也明显存在:各地诗词团体的成员绝大多数为离退休官员,所谓“老干部体”风行一时,歌功颂德、浮泛应酬、吟风弄月、模山范水之作充斥书刊;格调庸俗、语言粗糙、破律违韵的作品触目皆是,大量伪劣之作掩盖着真正的精品,数量与质量不成比例。成名已久的老辈诗人幸存者年臻耄耋,早过创作高峰期,无力改变局面。但令人欣喜的是,中青年诗人群体已在悄悄地崛起,显露生机。他们多数人甘于寂寞,潜心创作,很少参加诗坛热闹一时的活动,作品不愿投寄质量低劣的报刊,故不为世俗所知。1996年至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陆续印行《海岳风华集》线装本和修订本,收作者52家,诗词1800馀首,初步展示了中青年创作的实力。霍松林先生为之作序云:“展卷诵读,隽句佳章,流光溢彩,无不兼取古人之长而自运机杼,时出新意,固可传世而行远者也。及观目录、小传,惊喜入选者皆当代中青年杰出诗人,以地域言,遍及大陆,远至海外;以性别言,女性作者多达十一人,异军特起;以年龄言,有二十馀至五十馀,雁序蝉联,自成梯队。……乃知诗为天地英华,天地旋转,万古不息,诗亦生生不息,吐艳飘香,岂有中绝之理乎?”而九十年代间兴起互联网,至本世纪初普及城乡,中青年诗词作手与爱好者纷纷上网,发表作品,建立网站,利用高科技手段传播交流,方便迅捷,为诗词在新世纪的发展开辟了无远弗届的广阔空间。网上诗词作者多数为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出生的青年,其优秀之作多能恪遵传统体制与声律,辞采典雅而兼融现代语,意境焕然一新,与庸滥的“老干部体”相较,奚止霄壤之别。网站众多,虽不免鱼龙混杂,但作者采用化名,劣作往往受到不留情面的批评,佳作能得到公认,有利于作者健康成长。当代很多优秀的中青年诗人受过高等教育,广泛阅读中外典籍,视野开阔,学养深厚,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现实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复能珍视并继承传统,故而能迅速成为诗坛的生力军。可以预计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今日初露头角的青年必将引领风骚,并不断有新一代青年加入创作队伍,使诗词焕发熊熊光焰。关于近二十多年间中青年诗词的具体情况,笔者另有专篇述评,兹不详论。
     概而言之,传统诗词的发展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日趋兴盛,这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千秋文化沃土的参天古树,在大地春回之后开放出烂漫的新花。鸟瞰八十馀年来现当代诗词的大局,经历了一条运行的曲线:
    “五四”后旧体诗词与新诗形成分水岭,各自发展——抗战期间旧体诗词达到创作高峰——国共内战时继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走向低谷——“文革”时沉潜地下——粉碎“四人帮”后复苏——改革开放后繁盛。
     近二十多年的当代诗词出现繁荣的景观,但在质量上尚不能与晚清与民国诗词抗衡。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中断,作者的学养远不及前辈名家,虽然如此,庞大的数量中必然蕴藏珠玉,有待时间的淘洗。而决定诗词兴旺或衰微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既非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新文化旗手和许多新文学作家都曾写作旧体诗,有人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也非敌寇入侵或国内战乱(抗战和内战期间都出现了诗词创作高潮),而是政治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在极“左”时期,禁锢思想、批判传统文化,诗词便遭厄运;而政治开明,思想解放,诗词则劫后重生。在北洋军阀、国民党执政时期,战争不断,当局无暇在思想文化领域做到全面有效的管制,知识人士有相对自由的空间,因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再返观唐宋时代,帝王尊重读书人,未到极权地步,诗词繁荣昌盛;在满族入主中原的清代,虽然大兴文字狱,镇压反清人士,但统治者毕竟仰慕先进的汉文化,并利用儒家的纲常伦理来维护其专制政权,所禁锢的是诗词、文论中的思想、灵魂,而非艺术形式,并未毁灭汉文化千秋不断的传统。试观清代中期的诗词仍在发展,有多种风格流派,不过总体上较为平庸而已。所谓“康乾盛世”,功过两存,不是简单批判就可骂倒的。因此,政府对包括诗词在内的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所制订实施的方针政策,是尤为关键的因素。当然,诗词在劫难时期一度衰微、沉抑并不等于死亡,汉民族的语言文字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诗词是华夏文学中的精华,蕴涵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审美情趣,汉语无法灭绝,《诗经》、《楚辞》与唐诗、宋词中经典之作俱在,就必然有后人继承呵护,并行之于诵读与习作,外来的文化与文学不管如何新奇,也不可能取代。凡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珍品,必然有其永恒的价值;正如汉语即使能普及世界,也不能取代各民族独有的语言,使全人类都写汉诗。

 

注释:

(注1)参见邵祖平《培风楼诗·作者传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注2)参见《唐玉虬〈入蜀稿〉〈国声集〉合编》中《重印说明》,江城诗社影印本,1994年。
     (注3)贺新辉主编《中华诗词鉴赏词典·毛泽东论诗词创作》,1301、1302、1307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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